《新五代史》

欧阳修撰《五代史记》（后世称为《新五代史》）的出发点之一，在于他认为官修的《五代史》（薛居正等撰，史称《旧五代史》）繁琐失真，未能起到垂戒后世的作用。欧阳修一反薛史的做法和体例，重褒贬，尊义理，深得《春秋》和《史记》笔法之精微，历来为史学界所称道。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曾说：“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反之醇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赵瓯北也称赞此书“寓春秋书法于纪传之中，虽史记亦不及”。

五代之篡弑相寻、奇祸相续，几至于朝不保夕，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巨创深痛恐无出其右者。五代于中原历梁、唐、晋、汉、周诸朝，在其它地区，也有吴、南唐、前蜀、后蜀、闽等十国之割据政权。以中原而论，历时五十三年，易五姓，有十三君；在这些君王中，被弑而不得善终者，竟有八人；长命的王朝不过十多年，短的也就三四年而已。推究考辨这五十三年的历史，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乱世的由来，也就是说，这样一个骨肉相残、人伦夷灭的时代是如何造成的。如果说，“唐肇五代之乱”是一个历史共识，如果说，安史之乱所导致的藩镇割据是五代的源头之一，那么，对唐代的政治、文化和典章制度本身加以检讨就十分关键——这恐怕也是宋代政权一反唐弊，在政治制度方面开出新局的原因之一。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对制度方面的考量尤为留意。此前他与宋祁在编撰《新唐书》时，对典章制度的重视众所周知，细大不捐，论辨不厌其烦。由于五代实无任何稳定的“制度”和礼乐文章可言，所以，当他发出“呜呼，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这样的悲叹时，其内心的沉痛可想而知。但我觉得，欧公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最为关心的荦荦大端，仍在道德层面。所谓礼乐崩坏、纲常道绝、世道人心鱼烂而不可救。这与后来黄宗羲、顾炎武总结明亡教训的思路一脉相承。用钱穆的话来说，所谓乱世，先乱在我们心上。要挽救时弊，首先得匡风气，正人心。

不过《新五代史》最让我折服的地方，莫过于它的春秋笔法：辞近义远，褒贬精审，确乎当得起赵瓯北所推许的“简严”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