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柳

妈妈以前常说她有个好姐妹，叫安娜贝斯，即使真有这样一个姐妹，她也没来认领我和莉莉。

“你是怎么开始和约瑟夫和米利亚姆生活的？” 露易丝·弗洛雷斯问。我问过她的职业，她说是律师的助手。墙上的钟表显示现在是下午2点37分。我的头枕在审讯室冰冷的不锈钢桌面上，闭着眼睛。“克莱尔！”那个刻板的女人捅捅我，伸出一只手放在我的胳膊上，粗鲁地想要摇醒我。她不会得逞的，她拿我的“恶作剧”没有办法。我抽出胳膊，把它们藏在了桌子下面她够不到的地方。

“我饿了。”我说。我记不清上次吃饭是什么时候了，但是我记得在警察抓到我之前，我曾经在垃圾车里刨出半个凉热狗，夹着泡菜和开胃菜，涂着芥末。芥末又厚又黏，小面包上还留着口红印。当然，警察不是在那儿逮到我的。我在密歇根大道，趴在古驰店的橱窗上往里看的时候，恰巧被他们撞到。

“结束以后我们就吃饭。”她说。她的手像老年人，布满皱纹而且青筋暴露，金色婚戒嵌进皮肤里，胳膊和下巴上悬着赘肉。

我抬起头看着她，穿透长方形的眼镜直视她灰色的眼睛，我又说了一遍：“我饿了。”然后重新趴在桌子上，闭上眼。

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吩咐墙角的男人去找点吃的来。她在桌子上放了几枚硬币。我等到那个男人出去以后说：“我也渴了。”

我想好了，食物不来，我就不起来。她不停地提问，提问那些我希望忘掉的问题。“你是怎样结束和约瑟夫以及米利亚姆的生活的？”“给我讲讲约瑟夫。他是教授，对吗？”

约瑟夫是教授，不过那是以前。就因为这个，当他和米利亚姆声称是我爸爸这边的表亲时，我的社工以为我们时来运转了。他们有两个儿子，马修和艾萨克，住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埃尔克霍恩，就在内布拉斯加州最大的城市奥马哈市的边上，所以这两座城几乎是手拉手地连在一起。他们家很漂亮，比我们在奥加拉拉的活动房漂亮多了。两层，三个卧室，老式的大窗户，可以看见房子四周的小山。旁边有一个公园，还有一个棒球场。虽然没有亲眼所见，可是我听见隔壁的孩子谈起过。我从古老的大窗户向外张望，我看见他们骑着自行车沿着街道招呼别人一起去打球。

约瑟夫说过我不能和那些孩子一起玩，我根本不能玩。

我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做家务、照看米利亚姆和思念爸爸妈妈上。有空的时候我就望着窗外那些小孩，尽我所能地编各种“我爱你就像……”：

我爱你就像肉桂爱焦糖。

我爱你就像小孩爱玩具。

约瑟夫和米利亚姆来的时候，莉莉已经走了。

爸爸妈妈去世以后，莉莉在家只待了三周。我们被送到教养院，里面全是像我们这样的孤儿。“孤儿”，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词。那所房子里住着八个人，还有一群来了又走的成年人。除了一对夫妻和一直与我们同住的汤姆和安娜外，其他人都是过客：某个孩子的社工，他们显得与众不同；教师；一个总是让我的脑子一片混乱的男人，“告诉我你为什么难过，克莱尔。告诉我你爸爸妈妈死的时候你什么感觉”。

回过头来看，这地方真不错。跟约瑟夫和米利亚姆生活之后才感觉出来教养院简直像个宫殿。但是对于一个刚刚成为孤儿的八岁女孩来说，那里却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没有人愿意住在那里，尤其是我。有些孩子不怀好意，有些孩子整天哭闹。他们不是被人偷走的就是被送人的，还有直接被家人遗弃的。爸爸妈妈去世反倒像件好事，因为这表明有人真正地爱过我们，在他们的有生之年真正的需要我们。

莉莉被收养了，这是一个孤儿唯一和最终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