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柳

“很久以来，海蒂是第一个对我好的人。”

这就是我对她说的话。她留着长长的银色头发，长得不符合她的年龄。老女人一般都是短发，祖母头，短短的，裹着密密的发卷，就像我小时候妈妈给达尔夫人做的头发一样。妈妈先把艳粉色的发卷加热，然后花上半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煞费苦心地把达尔夫人灰黑色、易断的头发缠在发卷上，再喷上定型水。我们在小浴室里（我的任务是给妈妈递卡子）一边等，一边听达尔夫人不厌其烦地讲怎么给自己农场的牛人工授精。那年我八岁，完全听不懂她们在说什么，但是我听出了她们说的词，好像是“精液”和“阴道。”

“那么，你为什么那么做？”她问。她的银发又长又直，满嘴大牙，像马。

“我不想伤害她，”我说，“还有她的家庭。”

她从迈进这间冰冷的屋子开始就对我心存戒心，现在她长舒一口气。她刚进来的时候，站在门口犹豫不决，瞪着长方形眼镜后面的灰色眼睛研究我。她很瘦，皮肤像餐巾纸，用过的餐巾纸，到处都是褶。她说她叫露易丝·弗洛雷斯，然后又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了一遍弗、洛、雷、斯，好像我有必要知道似的。

“我们从头开始吧。”她说。她坐在另一把椅子上，在我们之间的桌子上放上一个录音机、一只秒表、一摞纸和一支签字笔。我对她没有一点儿好感。

“她想给我买晚饭。”我说。有人告诉我坦率地面对银发女人露易丝·弗洛雷斯大有益处。他们是这么讲的，在这儿的那些人说的，那个带着下巴托、长着胡子的男人和那个从头到脚一身黑的冷酷的女人。

“伍德夫人想要给你买晚饭？”

“是的，夫人。”我回答，“海蒂。”

“好吧，她是不是太善良了，”她悻悻地说，然后用签字笔在那摞纸上写了点儿什么，“你听说过‘恩将仇报’吗？”

我愣愣地发呆，完全忽视了她的存在。她又刺激了我一次：“嗯？你听见了吗？你听说过‘恩将仇报’吗？”她灰色的眼睛盯着我，映射着镜片的反光。

“没有，”我撒谎，我用头发挡住自己的脸不去看她。看不见的东西不会伤害你，我听说过这句话。“从来没有。”

“我看咱们还是从头开始吧。” 露易丝·弗洛雷斯说，脸上带着丑陋的冷笑按下录音机的红色键。她接着说：“我不想聊伍德夫人，现在还不想。我想回到起点，回到奥马哈。”我心知肚明，奥马哈也不是起点。

“她怎么了？”我反问。我不想伤害她，我对自己说，我向上帝起誓，我不想。

“谁？”她明知故问。

“伍德夫人。”我直截了当地说。

她向后靠过去，依在椅背的弧线里。“你真的，当真在乎吗？还是在有意拖延时间？”她像约瑟夫似的盯着我，用鹰一样的眼睛。“我不急，你知道的。”她环抱住自己，双手交叉放在刺眼的白衬衫上说，“我有全世界的时间。”她的声音带着刺痛，暴露出她其实并没有。

“她会怎样？”我再问一次，“海蒂会怎样？”

我想象着那个美好的家里的温暖、柔软的床铺，我和宝宝一起躺在棕色的毛毯下，那感觉就像钻进小兔子的绒毛里。墙上有照片，是一张家庭合影，他们三个人紧紧地靠在一起，面带笑容，很幸福。那里总是那么温暖，从心里往外的温暖。自从妈妈去世之后，我已经很久没有那种感觉了。海蒂对我几乎亲如母亲，给了我八岁那年的一切。她是个好人。

露易丝的薄嘴唇摆出一个自鸣得意的假笑，她的眼睛却是死气沉沉的。

“俗话说‘好人没好报’。”她说。我看见伍德夫人穿着和我一样的橘红色夹克，善良的微笑遮住了她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