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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没想到赵顺能回来，确切地说是在没人请赵顺回来的时候，他自己能回来。

赵顺有工作证，有进门卡，有熟面孔，没有谁剥夺他上班的权力，所以他像一个月前一样地进了办公室，十分自然。罗洋到单位的时候，看见赵顺正在给办公室大扫除。

赵顺看罗洋来了，有些犹豫，但很快便恢复了正常。

“早啊！”还没等罗洋说话，赵顺先张口了。

罗洋没有表现出惊讶，不知为什么，他早在脑海里不自觉地多次想象过此刻的场景了，倒谈不上什么预感，主要源自他对赵顺我行我素的了解。

他镇定了一下。“顺哥，你来怎么也不说一声啊！”罗洋说。

“上班就上班呗，说什么啊！呵呵，对了，忘了和领导请示了，罗探长。”赵顺语中带刺。

“嗨，顺哥，不是那个意思，我算个屁领导啊，我是说你要是上班说一声，哥几个接你去。”罗洋说。

“呵呵，不必。”赵顺淡淡地回应，继续干起活来。罗洋愣了几秒钟，回到了自己的工位。

“顺哥，身体怎么样了。”罗洋语气很轻，脑袋没有探出工位。

“没事，按时吃药，挺好的。”赵顺回答。

罗洋又沉默了一会儿。琢磨了半天，再没问出问题，不是没有问题，而是没法再问，他不知道此时自己是该当个老好人，顺着赵顺说些他爱听的，还是该履行所谓的探长的职责，触及一些比较深入的事。在他来看，此时做出任何一个选择都会给自己带来不利，以不变应万变，这才是首选。干探长四年了，罗洋太知道探长这个职位的微妙。探长太小了，小到一度连人事局都不能承认这个编制。满打满算，自己才管两三个人，这是一个最基础的作战单元，说白了搁古代连九品都算不上。但探长是有权力的，他掌管着手中案件的侦查权，无论是队长还是支队长，甚至局长，对案件的判断都来源于探长的汇报。汇报是可以加入个人意见的，说有针对性也不为过，探长可以把握手中案件的进度，甚至侦查结论，这就是权力，特别是对于举报人和被举报人来说，这是探长最大的价值。

所以有的探长“玩案子”，拿案件当自己的筹码，在举报人和被举报人之间博弈。但罗洋从不“玩案子”，他知道这种行为的后果，他不想玩火自焚。出身军人家庭的他从小便衣食无忧，准点起床，吃军队食堂，准点熄灯。父亲严格的管理让他在童年就学会了按部就班地干好每一件事，与此同时，也让他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充满非分之想。他当刑警的第一天，他师傅教会他的，就是在执行任务中要给自己留下最后一颗子弹。任何没有退路的举动都是非理智的，这点他在三年的刑侦生涯中无时无刻不牢记在心。后来干经侦了，还是那位师傅，在他临走的时候问他，多十万块钱能不能改变生活，罗洋回答不能。师傅说了，那就别去拿人家的钱，罗洋点头牢记。

此后的经侦生涯，让罗洋体会到了太多的世态炎凉。公司之间的明争，相互揭发，最后两败俱伤；公司内部的暗斗，股东之间的揭底，让原本好好的公司轰然倒塌；为了获得利益不惜出卖一切的暗箱交易；为了掩盖罪恶越堵越大的银行黑洞；为了一己私利造成单位巨额亏损的蝇头小利；为了最后捞一把而锒铛入狱的“夕阳犯罪”。这一切都源自一个字：钱。

任何人都需要钱，从乞丐到富翁，这是一个永远也没有尽头的游戏。罗洋也需要钱，但他不缺钱，所以对钱的欲望不大。通过工作关系，罗洋找了个在银行工作的姑娘当老婆，人家是年薪制，年终奖就是他一年收入的两三倍。偶尔罗洋帮妻子找些搞企业的朋友拉个存款什么的，也就仅此而已。罗洋有原则，先说事，再交朋友，这样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