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斯蒂芬

马克告诉我那晚卡拉要不请自来地吃饭时，我本来应该大闹一场提出反对。马克说我们可以拒绝她，因为他知道自从遭受入室抢劫后，我能应付的人就只有我的父母，但是，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翻过那一页，来处理眼前的问题。是时候面对外面的世界了。朋友们都在试图帮我，可是我已经听腻了他们安慰的话语，比如“你看，至少当时海登一直在睡觉，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你也没有被强奸（这已经是万幸了）”，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陈词滥调。虽然马克劝我不要小题大做，但和往常一样，我还是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来准备那顿饭。我像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女主人那样，神经质地打扫了房子，在伍尔沃斯超市花费我们根本负担不起的巨资购买了食材。每次卡拉来我们家吃饭，我都会这么做。

和卡拉在一起让我备感压力。说真的，作为一个出版过作品的诗人和学者，她的一切都让我相形见绌：自信，充满魅力，身材紧致苗条。虽然我个人认为她的作品有些过于随性，让人不知所云，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她获得国内外的奖项。然而，我写的书为我换来的仅仅是文学网站上几篇无足轻重的免费书评。像她那个年代的自由派人士一样，她总是宣扬自己拥有过完美的“斗争”经历，在谈话中一有机会就“不经意”地透露自己被秘密警察扣押拘捕的逸事。（尽管除了我父母之外，很难再找到承认自己当年在种族隔离时期袖手旁观的中年白人了。）况且，她和马克在这之前有过一段感情，一段与我无关的曾经。虽然马克否认他们发生过关系，可是我不知道我还能相信什么。

对于卡拉，我没有放平心态。也许我从来没有喜欢过她，但她其实也没那么令人讨厌。她在海登患疝气期间对我们非常照顾。那时，由于缺少睡眠，我和马克显得脆弱而暴躁。卡拉每星期都会提着扁豆穆萨卡[2]过来看我们。但我们从来没吃过那玩意儿。它们整齐地堆在冰箱的冷冻层，据我所知现在还在那里。

那晚，我尽责地盛上烤童子鸡配土豆，把一大团昂贵的巧克力慕斯分到大家的碗里，像艺伎一样微笑着，时不时以看海登为借口溜走，让自己得到些许的清净。我走着过场，心不在焉地假装倾听由卡拉和她带来的男人所主导的谈话（有趣的是，我记得那一晚的所有细节，却怎么也回忆不起那个男人的名字）。但我的注意力突然被卡拉提到的海外旅行所吸引，那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建议：我们应该离开这里，去国外待一段时间。马克大多数时候会为了迎合卡拉而无条件地支持她所说的一切，所以这次当他否定了她的提议时，我本应是开心的。可是，想想看……是巴黎，巴黎哎！

我的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一幅幅画面：我和马克在香榭丽舍大街漫步，海登沉睡在他的臂弯里，优雅的法国行人在我们经过时微笑致意；我们在精致的街角咖啡馆的阳伞下小憩，品尝着咖啡和羊角面包；我们在古色古香的小酒馆里共进晚餐，享用法式洋葱汤配可丽饼……庸俗的场景接连不断地涌上心头。让我兴奋不已的不仅仅是那诱人的目的地，还有换屋旅行的住宿方式。自从我们遭遇入室抢劫，这栋房子的气氛就变得诡异起来。不知怎的，屋子更加阴暗了，仿佛再也不会有阳光照进来。那些匆忙安装的防护设施也并没有使情况好转：防盗栏杆在地上留下魔爪一样的影子；每当有人开门，警报器就会响——这一切都让我们永远处于紧张的警戒状态。我想，如果有其他人——只要不是我们——在房子里住一段时间，也许这压抑的气氛便会消失。

当马克和卡拉的小白脸就雅各布·祖马[3]的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我溜出去煮咖啡，却发现卡拉也跟着我来到了厨房，这让我感到既惊讶又沮丧。她肯定有话想对我说。我猜得果然没错。“马克需要帮助，”她用低到只有我们两人能听清的声音说，“必须找一位心理治疗专家给他看看。”她的语气中流露着些许责备，好像是我不让马克看病一样，好像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好像事情发生的那晚我比马克受到的折磨少似的——而事实刚好相反。我走到水池边，假装冲洗咖啡壶，这样她就看不见我的表情。“你很坚强，斯蒂芬，”卡拉接着说，“你显然恢复得很好。但马克脆弱得很，容易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佐伊那件事还没过去多久……呃，你知道的。类似的事情都会诱发潜在的心理创伤……”听完她啰里啰唆的一大堆话，我没回应，只是用勺子搅拌着咖啡，尽量不让她看出我的手在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