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开罗南部，一九三〇至一九三八年

希罗多德之后的几百年间，西方世界对那个沙漠几乎失去了兴趣。从公元前四二五年38直到二十世纪初，人们的目光始终投向别处。那里一片沉寂。十九世纪是属于大河探索者的时代。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个地球的一隅有了一段短短的后续史，主要是由私人资助的探险队来到这里，然后他们会在伦敦的地理学会开几个小讲座，协会位于肯辛顿地区。做讲座的人一个个晒得蜕皮、神情憔悴，活像康拉德笔下的水手，无论出租车上的礼节，还是公车售票员的俏皮话，他们都有些不适应了。

去地理学会开会的路上，这些人会坐火车从郊区到骑士桥，一副心神恍惚的模样，他们经常迷路，找不到车票，唯一在意的是那几张发黄的地图，还有讲稿——写得很慢、很痛苦的讲稿——放在背包里，这个背包早已是他们身体的一部分。傍晚时分，六点整，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男人纷纷上路，走进属于孤独者的暮色。傍晚六点，一个平淡无奇的时刻，一个城市人归家的时刻。探险队成员到达肯辛顿，时候还早，他们在莱昂斯饭店吃过饭，走进地理学会，坐在楼上毛利人大独木舟旁的厅里，再看一遍讲稿。讲座八点开始。

这样的讲座每两个礼拜一次。有人做介绍，有人致谢。总结陈词的人通常会质疑或者证明讲座内容的准确性，总是带有相关的批判性，但从不过分。主讲者尊重事实，这一点所有人都觉得理所当然，即便是主观臆断，说的人也知道把握分寸。

我从地中海边的苏克沐到苏丹的乌拜伊德，这段穿越利比亚沙漠的行程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能呈现很多有趣的地理问题的路线……

在这些橡树木的房间里，人们从来不会提及曾经做了多少年的准备工作，多少年的调查研究，多少年的资金筹集。上一周的演讲人在报告里提到有三十个人在南极的冰雪中遇难。像这样发生在极热或风暴地区的类似损失，每次宣布时都尽量言简意赅。地球的表面以及地球上“有趣的地理问题”，这是眼下的议题——所有属于人的以及经济的行为与这个议题都是南辕北辙。

这个地区的洼地，除了颇多论及的拉扬谷，是否可以考虑在尼罗河三角洲的灌溉和排水方面发挥作用呢？这部分绿洲的自流水供应是否正在减少？我们到哪里去寻找神秘的“扎苏拉”呢？还可能发现其他“失落”的绿洲吗？托勒密王朝的乌龟沼泽在哪里呢？

这些问题是埃及沙漠观察协会的会长约翰·贝尔在一九二七年提出的。到了一九三零年代，相关的文章越发审慎。“关于‘哈里杰绿洲的史前地理’所展开的讨论十分有趣，我想就其中的几点补充几句。”一九三零年代中期，拉迪斯劳斯·德·艾尔麦西和他的同伴们发现了失落的扎苏拉绿洲。

利比亚沙漠探险的伟大十年结束于一九三九年。这一年，这一望无际、渺无人烟的地球一隅沦为战场。

藤蔓交错的卧室里，烧伤的病人可以看得很远。就像拉韦纳的死亡骑士，大理石的身躯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脑袋靠在石枕上，以便他的目光越过自己的双脚，望向遥远的风景。越过非洲久违的雨水。抵达开罗的芸芸众生。他们的日出而作，他们的日落而息。

汉娜坐在病人床边，像个侍从般陪着他走过一段段旅程。

一九三〇年我们开始给大吉勒夫高原绘制地图，寻找名叫扎苏拉的失落的绿洲。刺槐之城。

我们是沙漠里的欧洲人。约翰·贝尔一九一七年就曾观测过吉勒夫。然后是凯末尔·丁。然后是巴格诺德，一路向南直到沙海。还有麦多克斯、沙漠观察协会的沃波尔、瓦斯菲贝伊39、摄影师卡斯帕瑞斯、地质学家卡达尔博士以及伯尔曼。大吉勒夫——那个躺在利比亚沙漠中的大高原，麦多克斯总爱说有一个瑞士那么大——它是我们的心肝儿，高原东西两面的斜坡十分陡峭，北面逐渐往下倾斜。高原在沙漠中横空出世，位于尼罗河以西四百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