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斯基摩人

玛丽·乔知道斯齐特医生会发什么议论。

“还真是个小联合国哟。”

玛丽·乔知道如何对付他，她会指出，头等舱就是这样的。

他会说，他可没提议斥巨资来换取敞开喝香槟的特权。

“再说，你知道头等舱里现在都是什么人吗？日本佬。把这个国家又买下不少之后往家赶的日本商人。”

玛丽·乔会说，她现在可不觉得日本人是什么外国人啦。她会若有所思地说这话，就好像她正对此暗自惊叹，几乎是在自言自语似的。

“我是说，他们看起来已经不像外国的种族啦。”

“哼，你在他们眼中是外国人，最好别忘记这一点。”

如此一吐为快之后，斯齐特医生就不会再闷闷不乐了。他会在她身边安顿下来，乐滋滋的，因为坐在前排，有地方给他放腿。作为一个高大、壮实、面色红润、满头银发的男人，他会显得鹤立鸡群—一个有点笨拙却高贵不凡的巨人—在这些肤色比他深、比他矮小、骨骼更细致、穿着华丽或者奇特的服装的人当中。他会坐定下来，仿佛有权坐在这，有权在这个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仿佛这种权利只有他这个年纪和种族、这种衣着和思维的男人才能享有。

不过他没在她身边伸直双腿，心满意足地嘟囔。她孤身奔赴塔希提之旅。这次度假是他给的圣诞礼物。她坐靠走道的座位，靠窗位置空着。

“他的脑袋就恐龙那么点大，就是这么回事。”斯齐特医生的女儿丽亚宣称，她正跟玛丽·乔聊她最心爱的话题—她爸爸。她有一长串心爱的话题，心爱的严肃话题—核扩散、酸雨、失业率，以及种族偏见和女性地位—不过通往它们的道路无一例外都是从她爸爸开始。照丽亚的说法，她爸爸差不离就是这一切的肇因。是他促成了原子弹、污染、贫穷和种族歧视。玛丽·乔不得不承认有时他发的议论确实会让人得此结论。

“那些只是他的看法罢了。”玛丽·乔说。她都能想象出那种恐龙了，脊梁上有一些扁扁的骨头突出—一种华丽的盔甲，几乎像饰物。“男人嘛，总要有点看法才成。”

这话多蠢啊，尤其是对丽亚而言。丽亚二十五岁，失业，是个肥胖、活泼、美丽的女孩，骑辆摩托车。玛丽·乔说完这话，胖姑娘丽亚保持淡定的微笑，盯着她看了一分钟之久，这才轻柔地说：“为什么呢，玛丽·乔？为什么男人非得有看法才成？以便男人毁掉世界的时候，女人只需要坐在那里咂咂嘴吗？”

她摘掉摩托车头盔，把被雨水打湿的头盔搁在玛丽·乔的办公桌上，抖开一头乱糟糟的深色长发。

“没什么男人在毁灭我的世界。”玛丽·乔拿起头盔搁到地板上，轻快地答道。在这场谈话中，她并不像听起来那样势均力敌。丽亚这家伙，跑进她爸爸的办公室，这番高谈阔论，到底想干什么呢？她想必不曾指望玛丽·乔赞同她。不。她想要、希望玛丽·乔捍卫她爸爸，这样她就可以得意地表示不屑（哦，当然了，玛丽·乔，你觉得他就是上帝！），同时也能安心。玛丽·乔似乎该承担起这女孩妈妈的分内事—让她理解爸爸，原谅他，钦佩他。不过，斯齐特医生的妻子可不大会原谅或者钦佩任何人，更不用说是对她丈夫了。她酗酒，自视为一个智者。有时她会打电话到办公室，问可否跟“伟大的医治者”通个话。一个身材高大、声音洪亮的邋遢女人，一头白发乱糟糟的，成天与演员们（她是当地剧院的董事）和所谓的诗人（她过去这几年一直在读博士的那所大学里的英语教授们）厮混。

“一个像你爸爸那样的男人，每天都在拯救生命，”玛丽·乔告诉丽亚—她经常强调这一点—“怎么能说他在毁灭世界呢？”玛丽·乔之所以捍卫斯齐特医生，并不只因为他是个男人，是个父亲，根本不是。并非因为这些，她才觉得他妻子应该给孩子灌输一些对他的尊敬之情。而是因为他是这个地区最出色的心脏病专家，因为他每天都奉献给等在候诊室里面如死灰的病人了，心脏病患者，生存在恐惧和痛苦中的人们。他的生命都用来奉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