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开始听不清这个世界的声音

电梯在七楼开了，进来个老太太。她看见我就问：“上次在楼下背包的是你吧？”我想了想，想起她来了。那次我和她一起上电梯，她问我：“你住几楼？”我说：“八楼。”“几楼？”“八楼。”“噢，六楼啊，六楼几号？”我提高了声音说：“八楼！八零六！”她说：“六零四，噢，六零四。”这时电梯里有人进来了，我也不好再大声解释。电梯到七楼，她走出去，一边还在念叨：“六零四。”全然不想想电梯过了七楼我还没下。我以为她说的是我上次跟她对话的事，就说是我。她说：“哎呀，你上次还帮我把大包小包从三轮车上卸下来了呢，谢谢你呀！要不是你，我都搬不动。”我才知道她认错人了。但功已经揽身上了，没法推开，只好说：“应该的，应该的。”电梯到了一楼，她还不肯走，站那儿继续跟我唠：“那次拉了一大车东西，他才给我十一块钱！唉！我可怜啊！没人管，也没有退休金。”我不知她的遭遇，只好手足无措地听她说，并一个劲儿点头表示同情。

转出楼道，我就想起了我爷爷。我有好一阵儿没给他打电话了，随手把电话拨了过去。他今年八十八了，耳朵从前几年就开始听不清。我说：“爷爷，我是王路。”他说：“是王路吗，你吃饭了没？”我说：“吃过了，你吃了没？”他说：“热，天热得很。”我说：“家里热是吧，北京也挺热的。”他说：“我身体好哇，你别挂念，好好上班。”

奶奶刚去世那几年，爷爷每天的事情是打麻将。后来，一起玩麻将的老人陆续走得差不多了，他也不再打了，每天在屋子里看电视。他喜欢看《还珠格格》《西游记》，百看不厌。我有时候很好奇，为什么一个有阅历的人爱看这些幼稚肤浅的剧。后来想，老人其实和小孩儿差不多，他们上了年纪，拒绝复杂，喜欢轻松，拒绝深刻，喜欢热闹。最近几年，爷爷也不大看电视了，大概是因为耳朵越来越背，听不清电视里在说什么了吧。不过他的眼睛还很好，有时候会戴上老花镜看订的《中国电视报》。其实完全没什么好看，只是老人寂寞，拿张报纸看，权当有个事做。

我还想起另外一位老人。他未过世时，每天都在做些我看来很可笑的事。我偶尔去他家，和他同看一页书，我看完了一页，问他看到哪儿，他指指书，才看完第一行。我实在不能想象看书这么慢还有看的必要。不过再想想觉得那样也好，一张报纸就够填满一个星期的退休生活了，至少让他内心不会很空虚很孤寂。他不仅看报，还把报纸上各种他觉得有用的消息剪下来，一页页认真粘到本子上，比如“少量饮酒有益健康”，“艾草燃烧可以驱蚊”之类，我印象最深的一条是“自尿自饮使我走上健康之路”。他自个儿用针线把本子缝起来，防止脱页，还用一个本子工工整整誊写自己作的诗，那是些连顺口溜都算不上的诗。

我本科时做过一个社会调研，去老人院采访老人。他们很没有尊严，但又无可奈何。尊严会随着一个人老去、躯体慢慢坏朽而荡然无存。哪怕你曾经煊赫一时，当你由于衰老疾病而将一摊屎溺拉在床上的时候，就谈不上什么尊严了。

爷爷每天无事，大多光阴是坐在藤椅上回忆陈年旧事。我去看他时，他就一遍遍地给我讲。每次讲到当年谁好心帮过他时，就忍不住掏出手绢抹一把眼泪。后来大概我爸说他了，他就不好意思再讲。可除了那些往事，他又说不出别的。毕竟他每天的生活只是日复一日地重复记忆中的老故事，像放电影一样不断反复。

人老了脾气也容易变得古怪。我爸常抱怨爷爷脾气越来越怪了，他不知孤僻势必会让一个人和世界越来越远。当一个人无法聆听这个世界的声音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与孤独为伴。过年时，我和父母去爷爷家，原定五点到，结果家里事情太忙，拖到了六点才过去。去了爷爷什么都没说，平静地坐在旧藤椅上。我妈做饭时才听保姆老太太说，我们未到时，爷爷在屋里大发脾气。但我们一进屋，他立刻不言语了。老人就像小孩儿一样，很多时候即便生气也只能偷偷气。人们对孩子可以理解，可以原谅，可以抱有十分的耐心，对老人却很难。人们不愿花时间去了解他人的世界，更何况是日薄西山的老人。他们的所有观念和想法，在年轻人眼里都是守旧过时了的，对眼前的生活毫无意义。曾经有个老太太信佛，在我家聊她亲眼见过的佛菩萨显神通的事，很认真很虔敬地讲了一个多钟头。她刚出门，我爸就说，这老太太吧，身体不好还迷信。我当时就想，我老了一定不要讲东讲西，我老了就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