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发现了》[3] 法文版序

〔法〕保罗·瓦莱里

王秀慧　译

致吕西安·法布尔[4]

那时我二十岁，坚信思想的力量，受着存在与否的异样折磨。有时我感到自身力量无限，但它们在困难面前却低了头；实际能力的不足让我感到绝望。我表面上忧郁、轻率、随和，底色却很坚硬；蔑视时目中无人，钦佩时五体投地；容易被打动，无法被说服。我对某些曾划过我脑海的想法充满自信。这些想法与孕育了这些想法的我之存在所保持的一致性，被我视为它们普遍价值的必然标记：直截了当地浮现于脑海的想法似乎不容辩驳；由欲望而生之物总是最为明晰。

我将这些幽灵般的想法像保守国家机密一样埋在心底。我为它们的怪异感到羞耻；我害怕它们荒诞不经；我知道它们的荒谬之处，也知道它们没那么荒谬。这些想法本身微不足道，但它们凭借我所深藏的秘密赐予我的特殊力量而变得强大。我嫉妒脆弱带有的这丝神秘感，嫉妒之心让我充满了某种活力。

我已经停止作诗；我几乎不再阅读。在我看来，小说和诗歌只是对这些伟大秘密固有的特性所进行的不纯粹的、半无意识的特殊应用，我认为自己终有一天会发现这些秘密，只因我对它们的必然存在抱有永不停息的信念。至于我极少拜读的哲学家们——就我有限的哲学阅读来说——我对他们的著作大为恼火，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回答过任何折磨我的难题。他们带给我的只有无聊；我从未感到他们传递过某种可证实的力量。而且，不先下定义就对抽象之物进行的思辨在我看来毫无用处。但我们还能有别的做法吗？每一种哲学的全部希望皆在于使自己非人格化。我们必须赶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期待哲学迈出这伟大的一步。

我曾插足过神秘主义。神秘主义者是无可指摘的，因为人们只会从神秘主义中找到他们为其带去的东西。

当《我发现了》不期而至时，我所持的便是上述观点。

我在无趣又阴郁的大师们的指导下所进行的研究使我相信科学不是爱；科学结出的果实可能有用，但它的叶子长满尖刺，树皮粗粝不堪。我认为数学是专门留给那类精确得乏味的思维的，这些思维无法与我的思维相提并论。

文学缺乏思想严密性、连贯性和必然性的一面常常令我大为震惊。文学的对象往往是琐碎的。法国诗歌忽视甚至恐惧一切智力上的传奇与悲剧，尽管有时它也冒险涉足其中，但会因此而变得沉闷枯燥。卢克莱修和但丁都不是法国人，法国根本没有博物的诗人。也许我们对文学体裁之间的差别——或者说对思维的不同活动之间的独立性——有着如此强烈的感受，以至于我们根本不能容忍将它们混合在一起的作品。我们不懂如何让一个用不着唱歌的东西放声歌唱。但我们的诗歌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展现了如此丰富的资源、如此罕见的更新力量，未来也许很快就会授予诗歌这些具备宏大风格和高贵严肃性、既能支配经验又能支配理智的作品。

不消多时，《我发现了》便向我介绍了牛顿的定律、拉普拉斯的大名及其提出的假说，甚至让我知道了人们从未对青少年提及的研究和推断的存在，我想他们是怕青少年对此产生兴趣后，就不再用做梦和打哈欠来衡量漫长得惊人的每一小时。于是，他们便将一切最能激发智力欲望的东西置于奥秘之中。在这个时代，厚重的物理教科书只字不提万有引力定律、能量守恒定律或者卡诺定理[5] ；相反，它们偏爱三通水龙头、马德堡半球，以及受虹吸问题启发的艰涩且脆弱的推论。

然而，让年轻人去怀疑世人胡乱甚至明显前后矛盾地强加于他们身上的起源、崇高目标，以及那些极为枯燥的计算和命题在生活中的功效，这是不是在浪费学术时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