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完成一次心灵洗礼——感动长征之一

　　大约是在小学或初中读书时，听老师讲过朱毛井冈山会师和长征的故事。随着年岁增长和阅读面的拓宽，包括两位美国作家斯诺和索尔兹伯里影响深远的《西行漫记》《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两部著作的阅读，井冈山早已成为我心里最高的山，最神圣的山。然而几十年过去，适逢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终得观瞻井冈山的机缘，兴奋和踊跃之情就是很自然的了。再，延安是长征胜利的终结地，我和作家朋友以及家人，已经多次参观过，总想着到长征的起始点去感受一番，这个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才会在我的心里有一个完整的感受。作为一个自我感觉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现实发展和未来命运的当代作家，仅从书本和资料上获取发生在井冈山的历史事件是不够的，必须领受最直接的心理冲击和体验，才能使在井冈山发生的血与铁的历史铸入情感也铸入理性。

　　我在南昌走进了那幢打响起义第一枪的楼房。我在井冈山下坐在朱德和毛泽东第一次会面的龙江书院的方桌下的长凳上。我抚摸了一炮轰得“敌军宵遁”的黄洋界上那门迫击炮的炮筒。我在瑞金观瞻了中华苏维埃召开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祠堂和会场。我在云石山看到毛泽东被排斥出中央决策领导层时所住过的孤寺。我在于都河边8个长征渡口走了4个。我在遵义会议召开的木楼上看着依照原样摆置的桌椅，几乎无意识地屏声静息，却忍不住心跳加骤……

　　从八一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再到瑞金中华苏维埃政权的诞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劳苦大众，寻找探索到符合中国实际的一条革命道路，刚刚跨出了第一步，毛泽东用生动鲜活的理论阐明并概括为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这是从四·一二政变的惨痛教训里获得的富于开创意义的理论，开始了红色革命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实践。我兴奋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在上个世纪初，涌现出一批以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为己任的先驱，从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汇聚到井冈山，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怀着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成为自觉承担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青年革命家。对于已进入21世纪的任何一个年龄阶段的人，在思考自己的生命意义、人生目的和人生定位，个人事业的追求和国家民族未来的责任，当是一种最富教益、最具鉴示意义的垂范。我们今天真正解决如何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的重大命题，就更具有现实的最切贴的意义了。任何一个共产党员，站在那些曾经发生激战流血的山沟的土地上，面对那些青年革命家住过的简陋的房屋，粗糙的桌凳和油渍积垢的菜油灯盏，都不会无动于衷，当会反省立身立志和生命意义这个人生的重大命题的。

　　我站在于都河边，因为暴雨造成的浑浊的河水涌动着旋涡。红军从8个渡口渡河的那几天，应该是最危机的时刻，说是面临毁灭也不为夸张。危机来自两个主要方面，蒋介石一次又一次成倍增加的围剿的兵力，必置之死地而不结，两方军力的悬殊；更关键的是红军高层领导的指导思想和军事方略的错误，可谓内外交困，导致惨重失败也导致毁灭的绝境。当我踏进遵义会议的木楼时，真切地体味到红军完成了置于死地而后生的至关重要的转折过程。从于都河开始长征到遵义会议，我才理解了指导思想最鲜活最生动最具说服力的含义，才感受到指导思想的质感的力量，才能使崇高理想和伟大抱负落到踏实可行的途径的过程。

　　在这个置于死地而后生的过程中，红军在巨大的牺牲和曲折艰难的历程中，验证着指导思想，也在寻找统领革命的领袖。指导思想对于那场革命才是最具决定意义的。红军的发展实践验证了毛泽东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历史无可辩争地选择了毛泽东。几十年后，当中国陷入“文革”的灾难，国家和民族又一次面临未来出路的迷茫，历史的关键时期选择了邓小平，拯救了中国革命，也拯救了国家和民族，20多年来中国令世界震惊的快速发展，已经证明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对于想在这个世界上成就一番事业的人，尤其是以揭示社会生活运动的作家，思想同样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思想的科学性和深刻性，既决定着观察社会生活的敏锐性，也决定着理解生活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典型性，更决定着对生活纷繁迷乱事项的取舍倾向。这里丝毫没有轻淡艺术的意思，那是另一个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