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曾经谈论外公之死的人们，现在谈论的是兹德拉夫克夫的男孩，地雷碎片飞进他们的腿，从里到外炸裂了他们的身体。我听说，在医生们的午餐会上，上了年纪的老医生们对我外公表达了赞许和尊崇之意，说这位皮肤发灰、憔悴苍老的老人不让别人知道他病入膏肓，仿佛那是某种羞耻，但他自己却没有被吓倒，而是放弃一切，赶了四百英里的路，去挽救那些男孩的性命。正如我无数次跟佐拉强调的那样，那些男孩没有幸存，和外公的事并没有关系。说起佐拉，后来她总是从苏黎世神经病学会慌乱地给我打电话，不管是深夜几点，她的儿子长大了，把东西摊在他眼皮底下，他就能明白。

医生们知道很多，但不包括我外公那一袋遗物，他们也不知道那只袋子在客厅桌子上放了整整三十天，好像外公的一部分仍然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安安静静地坐在客厅桌边，除了葵花籽，别无所求。为了留出充裕的时间─毕竟，我们有可能算错了他去世的时间─外婆在第四十天打开了从医院里取回的遗物袋，然后才从她旁边的枕头下面取出他的丝绸睡衣，再收好他的木拖鞋。那天晚上，我从医院下班回家时，第一次看到身为寡妇的外婆，外公的寡妇，静静地坐在他的绿色扶手椅里，搁在膝上的饼干盒里摆好了他的遗物。

我在她身边的脚凳上坐了一会儿，看着她慢慢审视那些物件。妈妈早就坐在她身边了。很久很久都没有人说话，目光都落在外婆的手上，指节光滑，戴了几枚大戒指。然后，外婆开口了：“我们喝点咖啡吧。”妈妈起身去煮，好让外婆有的好唠叨，尽情纠正她的手艺，指出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别把壶搁在那儿─用块垫板，看在上帝的分上。”

可想而知，我从没告诉任何人，废村里有一间点着炉火的小屋，有断裂的木桌、堆满钱币的小桶、厚厚的干花像地毯、一排又一排的小罐和瓶子─有的是陶土的，还有玻璃的、石头的、封口有蜂蜡的，木塞和瓶盖丢的丢、破的破，祭品空了，瓶口罐口上的蛛网丝丝连连。炉火在瓶瓶罐罐的侧面和边缘之间投下圆形的光影，所有的瓶瓶罐罐仿佛在共鸣，毕斯的画像靠墙堆放，像纸莎草古轴，还有我，保证不说出这个秘密，也要求对方同样保证不说出我的事，我跪在地上，偷偷地打开那只袋子，这是一间对外界来说不存在的房间，这让我感到无罪也无愧了。

我在袋中找到了他的钱包、他的帽子和手套。我找到了他的白大褂，整整齐齐地对折起来了。但我没有发现《丛林之书》，怎么找也找不到，为此我在布莱加维纳山上那个暖烘烘的小房间里深感哀恸。我用了很久才肯承认，书不见了，无踪无影，不会再出现在他的外套口袋里、我们的家里、他办公室的抽屉里和我家起居室的搁板上。

每当想起外公和不死人的最后一次见面，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一个画面：他们在闲聊，面对面坐在兹德拉夫克夫那间酒吧的门口，作为起誓物的《丛林之书》搁在他俩之间的桌面上，没有摊开。我的外公穿着他最好的套装，不死人带他出来不是为了喝咖啡，而是喝啤酒，一通畅快大笑后，他们才一起前往十字路口。在他们相识相知的漫长历程里，这还是第一次，除了他们还有别人在场，也没人注意到他俩，就像你在大街上随意经过、不会看第二眼的两个路人。他俩的谈吐举止透露着老朋友才有的熟稔和舒服，好像他们已相伴共处了一辈子。对不死人而言，一辈子是不止的了，但你绝不可能从外表上看出来。根据外公的描述，他是个九十五岁的年轻人，即便外公去世四十天，乃至过后很久，乃至等我死后很久，他仍然是个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