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重又回到了城里,住在一座二层楼的白房子里,它像一口能装很多死人的棺材。房子是新的,却有点像得了怪病那样全身浮肿,又像一个乞丐突然发了大财一下子吃胖了似的。房子的侧面向着大街,每一层都有八面窗户,房子的正面是四个窗户;楼下的窗户则朝向狭窄的通道和院子,楼上的窗户越过围墙可以看到洗衣工的小屋子和肮脏的冲沟。

我通常所认为的那种街道,这里是没有的。房前是一大片冲沟,其中有两个地方被土堤切断。冲沟的左边延伸到犯人劳改场,院子里的垃圾都倒在这里,于是沟底下积满了深绿色的脏水。右边,冲沟的尽头,是淤泥很多的“星星地”,散发着酸臭味。冲沟的中心正对着我们的住房,这里有一半地方堆满了垃圾,并长满了荨麻、野牛蒡、酸模;另一半地方被神父多里梅唐特·波克罗夫斯基辟为花园。花园里有一座用薄木板搭建的油了绿漆的亭子。如果有人拿石头扔在亭子上,那木板定会被砸碎。

这个地方极其枯燥,脏得无法容忍。秋天这块堆垃圾的黏土地被糟蹋得更严重,好像上面涂满了棕红色的焦油,一脚踩上去就被粘住。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小的地方竟堆上这么多的垃圾。过去我已经习惯了旷野、森林等干净的环境,这个城市的一角却让我感到愁闷。

冲沟后面是一道道破旧的围墙,在它们中间很远的地方有一座褐色的小房子,去年冬天我在鞋店当学徒时就住在这个地方。它离我那么近,更让我感到难受。为什么我又得住这条街呢?

我认得我的老板,以前他跟他弟弟常到我母亲那里做客,他那位兄弟老是可笑地尖着嗓子说:

“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

他们俩还跟过去一个样:老大长着鹰钩鼻子,头发很长,外貌令人愉快,看样子比较和善;弟弟维克多依旧是一张马脸,满脸雀斑。他们的母亲(我外祖母的妹妹)很爱生气,常常大喊大叫。老大已经结婚,他的妻子很丰腴,白得像个小面包,有一双乌黑的大眼睛。

刚来几天她就两次对我说:

“我送给你妈妈一件丝绸斗篷,带珠子的……”

不知为什么,我不愿意相信她会送东西给人,也不相信母亲会接受她的礼物。当她第二次对我说送斗篷的事时,我就劝说她:

“你送了就不要夸耀了。”

她吃惊地从我身边后退了两步。

“什么?你在跟谁说话?”

她脸上布满了红斑,眼珠子突出,叫唤了她的丈夫。

她丈夫手里拿着圆规,耳朵上夹着铅笔,听见妻子叫唤,便走进厨房里来,对我说:

“你对她及所有的人都得以‘您’相称。说话不得无礼!”

然后又不耐烦地对妻子说:

“你不要因一点小事就来打扰我。”

“怎么是小事呢?如果你的亲戚……”

“什么亲戚,见鬼去吧!”老板大声喊道,走开了。

我也不喜欢这种人是外祖母的亲戚。根据我的观察,亲戚们之间的关系比外人还要坏,有什么坏事和可笑的事情彼此了解得比外人还要多,造起谣来更恶毒,吵架打架更是常事。

我倒有点儿喜欢老板。他老是优雅地把头一甩,把头发撩到耳朵后面去。这使我想起了那位“好事情”92,他经常高兴地微笑,一双灰色的眼睛显得温厚善良,鹰钩鼻子旁边的几条可笑的皱纹常常有趣地抖动几下。

“你们吵够了吧,两只野母鸡!”他对妻子和母亲说,温和的微笑中露出一口细小而坚实的牙齿。

婆媳天天吵架。我很奇怪,她们怎么那么容易那么快就吵起来。从早晨起,两人头发没有梳,衣服也没有穿好,就开始在房间里折腾起来,好像是家里失了火似的。她们整天忙忙碌碌,只有在吃午饭、喝晚茶和吃晚饭的时候才会在桌旁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她们吃得很多,喝得很多,直到喝得醉醺醺、累得筋疲力尽为止。吃午饭时,她们谈论吃食,懒懒地对骂几句,为大吵大闹做准备。不管婆婆做什么菜,媳妇总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