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金序

我从小在新英格兰北部的一个小农村里长大，那里的大部分路都是土路，奶牛比人多，从一年级到八年级的校舍就是孤零零的一间靠生柴火炉取暖的房间。坏孩子不会被关禁闭；放学以后他们得留下来，要么劈柴火，要么给茅坑撒石灰。

当然了，镇里也没有图书馆，不过，在距我的兄弟大卫和我从小到大的家约半英里的地方有一座废弃的牧师公馆，里面有一个房间，地上发霉的书本堆得高高的，有些书胀得像电话簿一样厚。其中相当比例的书是给男孩看的童书，我们的英国远亲把这类书叫做“异想天开”。大卫和我都是贪婪的读者，这个爱好是从我们母亲那里得来的，于是我们扑向这批宝藏，如同饥饿的人扑向烤鸡大餐。

有十几本书讲的是一个聪明的男孩——发明家汤姆·斯威夫特（我们那时常常打趣说，我们迟早会碰到一本书，书名叫《汤姆·斯威夫特和他的电动祖母》）；还有数量几乎与之相当的书讲的是一个叫戴夫·道森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一位二战英雄（他的喷火式战斗机总是“打着螺旋桨奋勇爬升”）。我们与堂·温斯洛一起同邪恶的蝎子战斗，与“哈代小子”们一起探案，与“罗弗小子”们一起游荡。

最终——大约是在约翰·肯尼迪当选总统的前后——我们渐渐感觉到书里似乎缺了点儿什么。这些故事当然都够刺激，可当中有些地方就是……怪怪的。这可能部分是因为大多数故事的背景都设置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比大卫和我出生的年代早了几十年，不过这不是主要原因。这些书里的有些东西就是不对劲儿。里面的孩子不对劲儿。

那时村里还没有图书馆，不过到了六十年代早期，图书馆终于来到了我们身边。每月一次，一辆笨重的绿色大货车会在我们那座小小的学校门前停下，车体一侧上写着金色的大字：缅因州流动图书馆。司机兼图书管理员是一个大块头的女士，她对孩子的喜爱几乎赶得上她对书本的热爱，而且她也总是乐意给我们提供建议。一天，我在标着“年轻读者”的分区前花了二十分钟的时间，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接一本的书，然后又把它们放回原处。这时她问我在找哪类书。

我想了一会儿，然后问了一个问题——这也许是意外，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天意；正是这个问题开启了我此后的人生。“你有没有什么故事讲的是真实的小孩子是怎样的？”她想了想，然后走到移动书店里标着“成人小说”的分区前，抽出一本薄薄的精装本。“试试这本，斯蒂维，”她说。“如果有人问起，就对他们说，你是自己找到的。不然的话，我可能会有麻烦。”

这本书，当然了，也许正是你此刻打算重读的那一本，抑或是（哦，你多幸运）一本你正打算初次体验的书。

想象一下我的惊讶吧（“震惊”也许更确切）：这时，距我光顾卫理公会街角学校门前的那座移动图书馆——那辆停在尘土飞扬的门前庭院里的大货车——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我从网上下载到了《蝇王》的音频版；我听着威廉·戈尔丁在开始完美的朗读前，以一篇随意而又引人入胜的引言清晰阐释了曾经一度困扰着我的问题，而且正中靶心。“一天我坐在壁炉的一侧，我的妻子坐在另一侧，我突然对她说：‘要是写一个故事，讲一群男孩在一个小岛上，展示他们实际可能的行为——他们是男孩儿，而非童书里通常把他们描绘成的小圣人——这想法是不是挺不错？’她说，‘这想法太棒了！你写吧！’于是我就开始动笔了。”

我此前也读过成人小说，或者勉强算是成人小说的东西（卫理宗牧师公馆的那个到处是受潮书本的房间里不但有汤姆·斯威夫特，而且同样堆满了大侦探波罗），但没有一本书写的是儿童，面向的却是成人读者。因此，对于我在《蝇王》的纸页间发现的东西，我丝毫没有准备：这本书完美地理解了我和我的朋友在十二三岁的时候是何种货色，完全没有表现出那类司空见惯的恭维与隐晦。我们能表现出善心吗？是的。我们能显露出仁慈吗？答案还是肯定的。那么，我们能不能在某个瞬间突然变成小恶魔？我们的确能，而且也这样做过。一天至少两次，暑假时还会频繁得多——当我们可以为所欲为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