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我们要坠机了

一个小时之内，这架飞机即将降落，而我将被迫做出选择，一个也许会让我的余生都后悔不已的决定。这取决于事情的走向：混乱、贫乏，抑或是极乐。我认为胜算有50%。但这一点儿也不吓人。大多数时候，我都不曾思考这个决定。

和大多数作家一样，我的收入不多，或者说薪水不高。我出行乘坐的都是经济舱，10次中有9次会被夹在一个自己最不喜欢、咳嗽不断、发着高烧的人和一个不可避免地要问上一句“你这么可爱的小姑娘怎么可能还是单身？”的已婚男子中间。我猜航空公司的系统里一定为我标记了“不爱抱怨，可以分配到令人痛苦的那一排”。

这次的航班是个例外。

大约6个小时以前，我进入了一个神奇的世界，一个仅仅在距离地球表面4万英尺[1]的高空短暂存在的地方：国际航班的头等舱。这片匆匆出现又匆匆消失的乐土就像一个平行宇宙，拥有自己奇怪的风俗和仪式。我尽情享受着，知道这有可能是我最后的快乐时光。头等舱机票的价钱也许相当于我在伦敦那间微型公寓两个月的房租。虽说我宁愿拿到现金，但这张机票是一份礼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那位亿万富翁与我在纽约会面并提出这一决定时试图操纵我的方法。

这并不是我眼下要惦记的事情。是的，此时此刻，我存在于一个不需要做出决定的区域。

从纽约飞往伦敦的飞行时间只有不到7个小时。每过15分钟，我就会切换一次屏幕，看看飞机现在的位置，希望它能够一直飞呀飞呀，飞到燃料耗尽为止。也许我会塞给空姐一张纸条：“飞机将会下坠4万英尺，然后爆炸！”

“嘿！怎么添一杯酒这么难？还有，网络是怎么回事？”

天堂里也会有麻烦。据我所知，头等舱里只有两位闷闷不乐的乘客，我把他们俩所在的那一小片不安宁的地方称为“沉思者和卑鄙的评论家所在的过道”。这两位30多岁的乘客自从飞机起飞就展开了一场喝酒和讽刺大赛。我认识其中的一个，也就是那个催促着空姐给他续杯的人，而且我知道是什么在困扰着他，因为我也牵扯其中。他的名字叫格雷森·肖。我一直在尽力躲开他。

“嘿，我在跟你说话呢。”格雷森喊道。

一个留着深色头发、身材纤细、名牌上写着吉莉安的空姐从客舱厨房里探出头来，无力地笑了笑：“先生，机长已经打开了安全带指示灯，饮料供应临时暂停——”

“看在上帝的分上，丢给我两小瓶酒就好，我们差不多只隔了8英尺的距离。”

“别理她，吉莉安。”另一个闷闷不乐的男人说道，“两小瓶酒解决不了他的问题。”

“谢谢。2A座位上的某人，还是你有洞察力。”

格雷森在飞机再次经历气流颠簸时跳了起来，我感觉他在费力前行时把我的头枕扯向了后面。他金色的长发垂在了脸上，挡住了他的视线，我很高兴他看不到我。格雷森停在了我所在的第一排座位旁边，也就是客舱厨房的门口。

“好了，这不是什么难事嘛。你就是个空中酒吧服务员，现在把酒瓶递给我。”

吉莉安做作的笑容消失了。她伸手摸向了什么东西，然而机载电话却响了起来，于是她一把抓过话筒。

格雷森按揉着自己的太阳穴，把头转向了一边，与我四目相对。“居然是你！上帝啊，这趟航班真是越来越糟糕了。”

就在他准备对我大加议论时，另一个闷闷不乐的男人此刻也走了过来，紧靠着格雷森站着，让他感到有些不太自在。这个男人很英俊，留着深色的短发，脸庞消瘦，眼神十分坚定。

格雷森瞪了他一秒，然后仰起了头：“你有什么事吗？”

“实际上，我是来帮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