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古罗马历法将一年分为12个月，7月至10月以数字命名，另外8个月以神命名。其中第11个月得名于两面神雅努斯，他的两张面孔，一张回望过去，一张朝向未来。朱利叶斯·凯撒当政后修改历法（那个历也就称“Julian calendar”，儒略历），把一年之始提前到“雅努斯月”，有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意思。

本书与读者见面当在一个更需要直面历史的“雅努斯月”，因为人类即将迎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温斯顿·丘吉尔曾经指出“二战”是“并非不可避免的战争”。首先爆发在欧洲的这场“本可以避免”的世界大战究竟有着怎样的因缘巧合，使它最终从欧洲蔓延开来，发展成为造成几千万人丧生的惨痛悲剧？

我们所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英语称“European Theatre”。theatre汉语通常译为“剧院”，这让我想起旧戏舞台上的对联：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德国和日本是二战两大元凶，在欧非-大西洋和亚洲-太平洋两大“舞台”上互相唱和。为了对那次战争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中国人对欧洲战场也应该有所了解。对于欧洲战场的了解，人们主要依据两本书，一本是《丘吉尔二战回忆录》，另一本是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Lawrence Shirer，1904—1993）的《第三帝国的兴亡》（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这两本书对“二战”时期的欧洲战场都有客观、详尽的描述。但这两本书的观点是完全建立在西方视角之上的，所以可信而不可尽信。

1982年至1984年我在联邦德国哥廷根大学（Georg-August-Universität Göttingen）做了两年访问学者，在此期间，我有机会接触大量“二战”德国的档案资料，并可以了解当下德国人对“二战”的真实看法。作为一个在抗日战争中逃过难、躲过轰炸，而且在逃难中失去两个亲人的人，非常珍惜这个能让自己不“尽信书”的机会。

在德国的两年，我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又有剪报的习惯，这些都成为现在写作此文的重要依据。我非“信而好古”者，但赞成孔子的话“述而不作”，又赞成胡适的主张“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从那时起，便留意收集有关资料。可喜的是在大量“二战”回忆著述之外，近年来各国档案资料也陆续解密，许多在回忆录里被歪曲或者被选择性遗忘的东西浮出水面，对回忆录是难得的补充和检验。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为查找资料提供了极大方便，靠纸质图书难以得到的大量资料都可以在网上查到，而且德、英、俄、法等几种文字的资料可以互相对比、参照。只要不持偏见，便不难做到兼听则明。

30年前，我亲眼看到德国人非常重视反省40年前那场战争。30年后，他们又把希特勒上台80周年的2013年定为“反省之年”。历史不能“戏说”，但似乎应该允许“杂说”，让人就自己所见、所闻、所思，不依正史、甚至也不依野史的“规矩”拉杂写下，与人交流。中国素有“札记”一体，这里奉献给读者的也许就算这样一本“杂书”。谚云：“十年磨一剑”，我生也愚鲁，奉献给读者的，“钝刀”而已，但磨砺它却用了超过30年时间。所做的基本上是围绕主题提供资料、介绍背景，至于如何判断、如何认识，那是读者自己的事。相信他们都具备独立思考的意识与能力，无需别人越俎代庖。

书中提到的部分人名注有原文，并尽可能注明生卒年份，以避免因同名同姓而引起混淆，也避免因同一名字有不同译法而引起混乱。例如著名苏联元帅谢苗，铁木辛哥（1895—1970）便曾译作“提摩申科”，1957年11月叶剑英访苏时以诗相赠，又称他“铁木辛克”。其实“Тимошéнко”这个乌克兰姓一般都译作“季莫申科”。书中还在部分内容后加了少量外文注释，这有两个目的。第一，我对原文的理解可能有不准确之处，翻译也可能不尽恰当，标注原文，便于读者自己去理解；第二，读者如果对所涉及的问题感兴趣，可据以直接查找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