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月至7月18日

柯尼希斯瓦特　1944年1月1日，星期六

直到黎明，保罗·梅特涅才到家。圣诞树在塔蒂阿娜的房内点亮，我们以香槟及果酱馅饼庆祝新年及她的生日，烧掉写有新年愿望的小纸片，喂苏格兰犬“雪莉”吃很多点心——后果惨不忍睹！

现在我正在收拾行李，准备搭午夜列车回柏林。

柏林　1月2日，星期日

母亲陪我坐车到马林巴德车站，雪下得很大。火车照例迟到。我们在冰库似的车站里坐了一小时。正当火车驶进站时，空袭警报声响。本来搭夜车就是希望能够避开每晚几乎都会发生的空袭，还是逃不过；一大早抵达柏林。我在一片漆黑中走错了车厢，里面挤满从巴尔干半岛返国、东倒西歪的士兵，个个仪容不整，大多脸上蓄着几个星期没刮的大胡子。他们立刻开始整理头发，穿衣服。后来一位女性稽查员叫我换车厢，但因为飞机还在头顶上飞来飞去，我决定留在原地，接受母亲每次在信中讥称为“穿蓝衣的勇敢男孩”（可能是她在某廉价小说里读来的）的保护。她必须冒着空袭坐车赶回柯尼希斯瓦特，令我担心；我也替车上的乘客担心，因为火车在雪地上会非常显眼。不过盟军飞机显然有更重要的目标待炸，我们平安抵达莱比锡，正好赶上另一班火车。

到柏林城郊时，火车又受阻四个半小时。多处铁轨被炸坏，火车必须轮流等待通过。有些乘客变得歇斯底里，从窗口爬出去，决定步行。我留在车上，终于在下午3点抵达安哈尔特车站，接着发现一辆开往沃伊什街、仍在行驶的巴士。

据我观察，柏林和我在五周前离开时比较起来，变化不大，倒是整洁了些，街道上的残物多已清扫干净。我们家那一区比我经过的其他区域都糟，因为有两枚空雷分别落在吕措大街两边，第三枚正中屋前那片小广场，周围别墅全被炸毁。厨子老玛莎带我巡视整栋房子，眼前景象令人惊骇：窗子都成了大洞，雨飘进来打在钢琴上……我把从柯尼希斯瓦特带来的火鸡和葡萄酒放好，喝了点汤稍事休息，再搭火车去波茨坦。

波茨坦倒是很平静。厨子给我喝咖啡（路格·埃森留下来给职员的圣诞礼物）。虽然管家曾经对罗玛莉·舍恩贝格抱怨说，我们俩住在这里时，家里“简直跟美国西部一样闹哄哄的”，但看见我她似乎还是很高兴。

吃过晚餐，我只从行李中拿出一点东西就上床了，因为我觉得这次并不会住太久。深夜2点，警报开始响。波茨坦城里及附近射击声不断，因为家里只有我和女仆们，大家便乖乖到地窖里去躲避。我的神经衰弱显然没有改善，听见几枚炸弹咻咻飞进官邸附近，仍吓得直打哆嗦。每天晚上都得起床熬个几小时，也令人精疲力竭。

1月3日，星期一

准时九点到办公室。以前情报司有好几个办公地点，现在只剩下前波兰大使馆一栋建筑，司内工作等于停摆，每个人都想赶在下午4点离开，好在天黑空袭开始前赶回家。有些人每天得花好几个小时进城，其中一位秘书来回车程需七小时，所以等于只工作一小时。换作是我，根本不来了。

我们八个人在同一个房间内上班，那是前波兰大使利普斯基的更衣室，除了豪华的衣橱、镜子和美丽的地毯之外，实在不太适合当办公室。每个人的神经似乎都拉得很紧，前几天楼下两位秘书才打了一架。我发觉人们不堪其扰的脸孔比残破的街景更令人沮丧。肯定是大家夜夜失眠，没机会从极度疲劳里恢复过来的结果。

法官里克特急坏了；前两次空袭中有几枚炸弹落在韦尔德村里，而他的家人（太太和两个小孩，一个1岁，一个2岁）住的房子没有地窖。他即将前往意大利六周，与拉恩大使会合，我提议他带家人去跟塔蒂阿娜住。她现在收容了很多来自遭轰炸城市的难民，一定很乐意接纳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