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大司马之威

裴嶷也疑心裴丕之死，实为王贡的阴谋，但因为所导致的局面是自己所乐见的，故而唯在心中想想，却绝不肯向他人透露。只是心里憋着，实在难受，因而此番见面，才故意出言试探王贡，同时也为了敲打对方：你胆子可也太大了，事先不跟我商量，就敢这般肆意妄为，难道不怕惹祸上身么？！

在他想来，王贡或者矢口否认，或者辩驳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大局啊——左右不过死个裴丕罢了，对于裴氏来说，可资为借口，但真不至于造成太大的损失；再者说了，裴丕是西裴，你是东裴，两支多少年都没怎么来往了，你又何必心疼呢？相反，西裴若衰，对于你东裴反倒是件好事嘛。

可是没想到，王贡竟然“嘡嘡嘡”说出这么一番话来，说自己和贾充有三不同。

哪三不同？贾充当年既为司马昭的忠犬，又担任中护军，实掌宿卫，就应该严密关注天子的动向啊。结果他前不能阻曹髦出宫杀往相府，后不能使事端和平解决，仓促之下，被迫行弑君之事，乃使司马昭遭受了强大的舆论压力。

或许正因为如此，司马昭才不敢亲自篡位，而要把那最后一步留给儿子司马炎。

王贡只说贾充如何，却闭口不谈自己如何，是怎样与贾充不同。裴嶷既可以理解其意为：我的智谋高过贾公闾，是必不会伤害到主上的；也可以理解其意为：我每一步都是谋定而后动，又岂能如贾充一般举止失措呢？

继而第二处不同，王贡说了，贾充能力有限，他就是一个阴谋之士，却偏偏仗着拥立之功，担任尚书令、侍中等要职，实掌朝政，然而德不配位，不但疏理政事，抑且嫉贤妒能，遂罹万世之讥。其言用意：我对自己的定位是很准确的，我没有立朝秉政的野心，所以我将来既不会危害到新朝，也不会危害到您裴公，您又何必要担心我呢？

再言其三，表面上听来，不过是第一条换种说法罢了，内容重复，其实是表示：贾充为什么招人恨哪？因为他弑天子，此事尽人皆知，根本就洗不白啊。我则不同，你怀疑是我策划了裴丕的遇害，但你有证据吗？知道我此际身在洛阳的人都不多，又能有多少人怀疑到我头上来？我的种种作为，必将湮没于历史大潮中，后世之人，也绝对不会如对贾充一般，目我为奸徒！

他这就算是默认了，但裴嶷却又丝毫揪不住其把柄。裴文冀不禁恼恨道：“大司马非可眩之以伪者也，必能洞彻汝奸，难道汝就不怕死么？！”

王贡笑着回复道：“大司马洞彻人心，于政治之狡谲，是不为也，非不知也，在贡看来，实已有疑我之意。但那又如何？若无实证即显戮，必害大司马之名，并乱人心；若暗除我……大司马若肯为此等事，早归洛以掣肘祖公矣！”

裴该这人啊，我了解，他做事有自己的底线，在没有确切证据的前提下，他顶多就是疏远我，而不肯哪怕是暗中弄死我。我既然敢做出这种事来，自然方方面面，都有想到，裴公您不必为我担心啊。况且——

“贡自知，亦阴谋之士也，但所谋得用，可以翻覆天壤，虽死不辞。难道我还期盼公侯万代不成么？”

裴嶷闻言，不禁叹息——你话既然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也实在没什么可以责问的啦。于是扶着王贡的肩膀，艰难朝前挪步，同时低声问道：“如君之谋，确实促成大司马归洛，奈何此事颇难牵涉天家，则大司马若再踌躇，又当如何筹划啊？”

王贡胸有成竹地回答道：“公虽以为难，贡却以为易。大司马忠厚人也，天子既无失德，则必不忍遽迫之，要待水到渠成，又不知何年何月。然而，又何必催促大司马？不如遣人去催促天子为好……”

裴嶷听闻此言，不禁眼前一亮，有如拨开迷雾而见青天。当即颔首：“子赐果然谋深智广……然而以谁去说天子为好，尚须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