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拾遗

谏官乃是中国古代独有的官职，据说始于齐桓公设“大谏”，以鲍叔牙任之。但是也有一杆子捅去周初的，说“保”就是最初的谏官，那么兴周之大保（太保）召公奭就应该是谏官首领了。

谏官的主要职责，是劝谏君主，并对朝廷施政提出自己的意见。秦代设谏大夫，属郎中令，汉代沿用，但属光禄勋，东汉改名为谏议大夫。此外光禄大夫、议郎、博士等，以及朝官加侍中、散骑、中常侍等号的，亦皆负有谏议之责。

唐代最重要的谏官是左拾遗、右补阙——因名可知，此职是为了匡正君主的过时，补朝政之疏漏而设。

说白了，谏官的主要职责是面对君主的，必须能够指出君主的不足和错误，兼及议论朝政。此职自汉代始即受宰相领导，乃是相权制约君权的重要手段之一，对此君主自然会产生不满，于是逐渐将谏官的职能分化，主谏君的转化为君主顾问官——比如侍中、散骑常侍等职；主议政的则演化为侍中寺、门下省等机构，逐渐反过来成为制约政府的工具。

历代以谏官讽君王、监政府，而以御史督责百官，但是到了宋代以后，二者合流，并称“台谏”（台是指御史台），总监政府、百官，对于君主的讽谏职能却日益萎缩——君权由之渐盛。

固然，理论上凡一定级别的官员，都可以上书指责君主的过失，但大家伙儿既然还有本职工作，则除了少数几个特例外，讽谏君主的力度必然因此而减轻啊——君主之独裁，即自台谏合流后逐步成型和完善。

今天陈頵特意提出来，说关中行台就是个小政府，于军政两道的架构尚算严整、完善，可是为什么独独不设诤谏之官呢？在朝中，谏官之设是为了讽谏君王，而在行台，大司马你大权独揽，无人可以制约，倘若不设谏官，随时指出你的失误和缺漏，你就不怕办错事么？

这倒确实是裴该从前没有想到过的。一则他觉得自己够谦虚，不专断，凡大事皆谋之于众，裴嶷等人也时常会主动提出意见来，又何必单设谏官？二来么，终究谁都不乐意整天一举一动都被人盯着，随时挑你的错儿……故而谏官之设，压根儿就没往脑袋里去过。

听得陈頵之言，熊远不禁蹙眉，就先裴该发问道：“终为行台，并无人君，何必设置谏官？”

陈延思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非止人君，其上位者有过而无可诤谏者，必然闭目塞听，甚至专断独行，而坏国家之事。即州亦有别驾，而行台唯大司马一人独尊而已，若不能设谏官，听诤言，谘诹善道，必致蹉跌啊。”

按照制度，谏官是“言者无罪”的，哪怕当面指着君主的鼻子痛骂，只要就事论事，不是故意辱君，君主可以当听不见，但不能降罪于谏官。而且其他官员，固然也可以诤谏君主，但你若闭口不言，别人也不会强逼你；谏官若不言，则纯属失职。所以谏官之设，最主要是形成一股风气，使君主习惯于听取下情，而臣子也习惯于表述意见。

按照陈頵的说法，人没有不犯错的，只有被人即时指出，进而加以改正，国家、政府才能趋向于正道。各级政府部门中都有人能够提意见，那是因为政府主官的权柄并不顶天；大至州府，刺史身边还有别驾，名分君臣、上下，其实也就低半级而已，自然不怕讲话。君主之下，却没有比他略矮一头的——宰相也不成——故而要专设谏官；如今你大司马在关中行台也是一言九鼎啊，那你的行为又岂可不受丝毫制约呢？肯定会出事儿啊！

裴该心说我的行为怎么就不受制约了？先不说天时、地利、人和的制约，那些旧制度、旧习气，因旧官僚而给我下绊子，使我不能舒心畅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然后再设谏官，比方说你陈延思，见天儿上书要我轻工商、罢民屯，下笔千言，口若悬河，在舆论上攻击我，那我还不得给气疯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