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所谓五等爵 一、五等称谓的淆乱

五等爵之说旧矣，《春秋》《孟子》《周官》皆为此说作扶持矣。《孟子》所记史实无不颠倒。《周官》集于西汉末，而《春秋》之为如何书至今犹无定论。故此三书所陈五等爵之说，果足为西周之旧典否，诚未可遽断。吾尝反复思之，以为相传之五等爵说颇不能免于下列之矛盾焉。

一与《尚书》不合。《周书·康诰》：“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又《酒诰》：“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召诰》：“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顾命》：“庶邦侯、甸、男卫。”郑玄以五服之称释此数词。而诂经者宗之，此不通之说也。按五服说之最早见者，为《周语上》，其文曰：“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此言畿内者为甸，畿外者为侯，侯之附邑为宾，蛮夷犹可羁縻，戎狄则不必果来王也。盖曰王者，谓其应来王，而实即见其不必果来王矣。又战国人书之《禹贡》所载五服为甸侯绥要荒，固与《周语》同，绥服即宾服，而与《周书》中此数词绝非指一事者。若《康诰》《召诰》《顾命》所说，乃正与此不类。甸在侯下，男一词固不见于五服，而要服荒服反不与焉，明是二事。近洛阳出周公子明数器，其词有云：“唯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命舍三事命，众卿事寮，众诸尹，众里君，众目工，众诸侯，侯田男，合四方命”。持以拟之《尚书》，《顾命》之“庶邦侯、甸、男卫”者，应作庶邦侯，侯田男，犹云，诸侯，及诸侯封域中之则诸男也。“侯甸男卫”者，“侯，侯田男，卫”，犹云，诸侯，及诸侯封域中之诸男，及诸卫也。“侯甸男邦采卫”者，犹云，诸侯，及诸侯封域中之诸男，及邦域之外而纳采之诸卫也。《韩诗外传》八，“所谓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税尔。”此采之确解也。“侯甸男邦伯”者，犹云，诸侯，及诸侯封域中之诸男，及诸邦之伯也。持周公子明器刻辞此语以校《尚书》，则知侯下有重文，传经者遗之。此所云云，均称呼畿外受土者之综括列举辞，而甸乃侯甸，非《国语》所谓王甸之服，与五服故说不相涉也。古来诏令不必齐一其式，故邦伯或见或不见，而王臣及诸侯亦或先或后。然《尚书》此数语皆列举畿外受土者之辞，果五等爵制为周初旧典者，何不曰“诸公侯伯子男”乎？此则五等爵之说显与《尚书》矛盾矣。

二与《诗》不合。《诗》言侯者未必特尊，如，“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齐侯之子，卫侯之妻”。而言伯者则每是负荷世业之大臣，如召伯、申伯、郇伯、凡伯。果伯一称在爵等之意义上不逮侯者，此又何说？

三与金文不合。自宋以来著录之金文刻辞无贯称“公侯伯子男”者。若周公子明诸器刻辞，固与《尚书》相印证，而与五等爵说绝不合。

四以常情推之亦不可通。上文一二三已证五等爵说既与可信之间接史料即《尚书》《诗》者不合。又与可信之直接史料即金文者不合矣，今更以其他记载考之，亦觉不可通。《顾命》：“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以卫侯、毕公、毛公之亲且尊，反列于芮伯、彤伯之下，果伯之爵小于公侯乎？一也。“曹叔振铎，文之昭也”，而反不得大封，列于侯之次乎？二也。郑伯、秦伯，周室东迁所依，勋在王室。当王室既微，乃反吝于名器，以次于侯之伯酬庸乎？三也。如此者正不可胜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