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天高云淡

1935年10月·陕北与川西

秋天到了，蒋介石心情郁闷地下了峨眉山。

几十万国民党军追击了大半个中国，终于把红军逼进了必死无疑的蛮荒之地；但是，毛泽东走出了那片绝境，红军眼看离陕北苏区越来越近了。

在峨眉山下，蒋介石抬头看了看被云雾缠绕的山巅，对身边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说：“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

蒋介石给在武汉的张学良发电报，让他到成都来见他。

蒋介石和张学良，中国两个最著名的军阀巨头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涉及旧中国太多跌宕起伏的重大历史事件。

自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中国北方的最高统治者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在皇姑屯后，刚满二十七岁的张学良就成了奉系军队的最高统帅。与他的父亲“张大帅”的称呼相对应，直到他百岁之时国人依旧称他为“少帅”。这个如此年轻便支配着庞大军队和数省财富的青年可谓生不逢时。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军队发动了旨在侵吞中国东北地区的军事行动，坐镇北平的张学良因其麾下的东北军丧失家园而成为全国民众泄愤的目标。及至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东北军驻防的热河失守，张学良在一片同仇敌忾的谴责声中被迫辞职“以示惩儆”。

无论舆论对张学良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那个夜晚的“花边新闻”渲染得多么强烈，而历史的真实是，张学良的东北军是奉蒋介石之命为回避与日本军队对抗而撤离东北的。张学良说：“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然已听命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辞职后的张学良在蒋介石的一再提示下准备出游欧洲。出国前，国仇家恨以及代人受过令张学良悲愤难耐，他在上海发誓戒除鸦片烟瘾。他让卫兵把他捆在床上，枕头边放着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然后让一位德国医生每日给他注射戒毒药物。他对身边的人说：“无论我怎么叫唤，谁也不准解开绳子，除了这个德国医生。谁靠近我，我就一枪崩了他！”如此长达半个月，张学良终于戒掉了鸦片烟瘾——如此性格的人在以后的历史中作出什么惊人之事都不为奇怪。

一九三四年一月，张学良回国。蒋介石没有让他率领军队打回东北，而是让他远离抗日前线，在武昌当了个行营主任的闲职。而这时候，张学良的东北军大多已被蒋介石调往了偏僻的西北地区，其中主力散布在陕西和甘肃一带。尽管东北军中的大多官兵有与张学良一样“打回老家去”的愿望，但是他们距离自己的家乡实在是太遥远了。

此时，红军从川北进入甘肃，并继续向陕西北进，蒋介石叫来了张学良，他赋予张学良的重任是“剿共”——让东北军与红军作战，这是蒋介石自认为“一箭双雕”的得意一笔。对于这一点，张学良十分清楚。

随着红军移动路线的变化，蒋介石将原来设立的行营进行了整顿，只留下三个指挥机关以对付红军：一、重庆行营，行营主任顾祝同，负责与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作战；二、宜昌行辕，行辕主任陈诚，负责与贺龙和萧克的红二、红六军团作战；而设立在西安的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是负责与毛泽东率领的红军作战的，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理总司令之职。蒋介石对张学良说：“等把毛泽东这股红军彻底消灭了，我和你一起去打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