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亡命生涯

这里我所用“亡命”二字，是从日本报上看来。日本报纸对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二次革命失败而逃亡到其国的人，称为“亡命客”，是政治意义的，和向来中国文字中所谓“亡命之徒”，含无赖意味，有关人格，性质略异。二次革命后，袁政府通缉大批革命党人。一年余来，与民国肇始有关的人，霎时不与同民国。且因当局处置严厉之故，趋炎附势或自图洗刷之辈，从而邀功。即使通缉榜上无名的人，凡与被通缉者共过事，做过朋友，亦难在本国立足谋生，不得不跟着亡命。袁世凯借革命党而得到政权，其对待革命党实非常残酷，不若革命党之对待所推倒之清廷。亦大不同于后来袁氏称帝叛国，而被“护国军”所推倒后，处置帝制余孽之宽大。这是事实。护国虽不尽革命党人所为，然革命党人纷纷回国参加，我与膺白均在其内。还有可记得的许多朋友与我们有关者，稿中或亦有涉及。

民国二年自秋至冬，大批亡命客陆续涌到日本。沿海交通方便的人先到，偏远辗转避地而至者，有在年底尚未到达。所以群趋日本的原因：一、日本乃距离中国最近惟一文化很高之国；二、中国革命党大部到过日本，或留学过日本；三、生活便宜；四、从上海到日本的船，差不多每天或隔天可有；五、当时到日本不需要护照。

忽然大批亡命客涌到，日本政府曾讨论是否容许登陆居留的问题。日本人民很多同情亡命客，政府亦赞成容许居留者占优势，故亡命而犹称为“客”。此系切身之事，是我到日本后首先注意的日本舆论。膺白与我相约，互相勉励，不使同情我们的人看不起我们。政治是一件事，成败不尽在己，人格是一件事，完全可以自己做主。在国际，人格当为国格的一部分，是我们念念不忘的事。

报端登载主张接待亡命客的日本要人，为彼邦国民党的犬养毅氏。虽然二十年后他组阁，并未能稍戢少壮军人侵略中国之势，中国人总认他是一位开明政治家，寄以改善中日邦交的希望。他亦是不幸在位被暴徒刺死的人。他的《木堂诗集》，不记得是其生前抑身后所印，有送给膺白的一部，我感怀前事，从头读过一遍，完全汉文，诗格朴古，系影印原稿。“木堂”是其号，日本人有号，是汉学气味很深的。

膺白名在第一张通缉令上，一共四人，不但悬有赏格，且注明“不论生死，一体给赏”，这样野蛮违乎法理人情之事，中国报纸没有见任何批评或议论。我保存一页影有该令的上海《字林西报》，中西文俱全，今已不存。其余三人都与膺白有深交，同为辛亥在南京、上海两处负责人物，首被注意，欲得而甘心，或者为此。四人中的三人，事先并不主张用兵，事后缄默不诮让，见解尽管不同，革命是整个的，失败或错误，共同担当。这点精神存有中国道德趣味，亦含有几微民主合作风格，应该是宝之勿失的。中国革命最初同志间，常有兄弟般友爱精神，在前辈烈士志士的信札中，常可寻出一二。与数十年后，得意时逢恶变本加厉，换一立场，即反唇相讥，振振有辞，人情不可同日语。统制法则下所养成人物，有绝对性，失意时极不易保住平衡。可惜二次革命后，有人憧憬这样组织，欲收一时之效。这趋势影响未来的国运，比二次革命本身损失更多。拟之以往，是“民可使由之”心理的复活。较之未来，与极“左”极右作风很能契合。改组亦近于极“左”极右的所谓整肃，剔掉不同的意见。

我们亡命时间，一共只有两年半，民二（一九一三）秋至民四（一九一五）冬。两年半中，彷徨心绪，寂寞异乡，仆仆道路，感觉日子很长，占可回忆的一段。尤其我，从此永不再见我的母亲，有终天之憾。出洋本是我们原定计划，膺白曾以此坚劝英士先生，并愿同行，如上章所述。然亡命滋味不同，原定路线和要参观访问的人和事，完全取消。见人家国民安居乐业生活，我们不胜羡慕。见人家国民奋斗而积之总和，累增其国之富强，我们自觉惭愧焦急。膺白日记里有“出国一步始识国字”的痛话，他不是第一次出国，亡命没有国家保护，遂更识国之可爱。我们一次闲谈：什么事可使胸怀一快？不约而同说出：跳上船回中国去。记起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诗句，十分了解其情味。亡命朋友虽静躁不问，然没有人想象做异国公民，中国书里把“养士为何”意义看得很重，父母之邦是不可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