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误用照片的原委

误用照片问题的原委

关于误用照片的原委，迄今我巳三次会见记者并发表过一些片段的文章做了说明，但是，一部分报道与事实有出入，而且流传着种种揣测，作为作者来说，必须尽早查明真相，澄清事件的整个过程。

我在《恶魔的饱食》一书中，严正地揭发了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的罪行。我本人也是一名战争受害者，憎恨军国主义，反对复活军国主义，这就是我写这部书的动机。在执笔的时候，我预测到厌恶这种揭发的人士会加以严重的阻挠和干涉，可是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在误用照片问题表面化之前，没有发生任何阻挠，这倒使我感到意外。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看，那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对一部分日本国民来说，本书是个极其痛苦的存在，他们是否一直在伺机进行反扑，这一点，我有所感觉。

《恶魔的饱食》现已超出了“误用照片问题”的范围，已成为涉及日本言论和表现自由的重大问题。如果《恶魔的饱食》不能继续公开发行的话，那么，今后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写作和出版，将会明显减少。

这种情况，将会加速日益发展中的右倾化，成为复活军国主义的土壤。这样，我的责任就不仅仅是个“误用照片”问题，责任就更加重大了。

从上述意义出发，我一直在为澄清“误用照片”的真相而努力，然而事态是反复不定的。在新闻媒体的包围下，提供无关照片的A先生的心理发生了动摇，所以，为了得到确凿的证词，我们耐心地等待事态平息下来。

1982年10月24日下午2时，在东京千代田区新大谷饭店，终于会见了A先生。我用了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详细地询问了事情的经过。结果，我认为这件事已真相大白，便借用《文艺春秋》杂志，予以发表。

迄今，A先生几次推翻他的证词。为了确保证词的可靠性，决定在极其可靠的证人列席的情况下进行会见。住在千叶县船桥市经营商业的冈本进先生（49岁）是A先生的挚友，他是站在保证A先生话的可靠性，以及我们（我和下里）不对A先生加以诱导性提问，以保护A先生的权利和利益的立场上而列席的。

冈本先生与A先生约定，这次谈话不要有任何谎言。我们是以相信A先生的谈话内容真实可信为前提进行了会谈。A先生不善于逻辑性的谈话，寡言少语，有些情况又记不清，让他开启这张嘴，唤起他的记忆，说出事实真相，是一项很需要耐心的工作。

我和协同我采访的下里正树先生提出问题，A先生对问题的回答都收录在大小两台盒式录音带里。在会见期间，冈本先生始终在座，从未中途离开过。

事件起因于1982年9月14日晚11时左右。我和下里先生第二天要出发去中国采访旅行（为写《恶魔的饱食》第三集），住在成田机场的成田旅馆。就在这时，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记者牧作树先生等人的采访，我们才知道《恶魔的饱食》（第二集）使用的35张照片中，有20张与本书中的731部队完全无关，是明治45年发行的《明治四十三、四十四年南满洲鼠疫流行志附录照片集》（满洲日日新闻社发行）中收集的照片。为什么会发生这样“误用照片”的事件呢？得到有问题的照片是1982年2月上旬，一个自称读过《恶魔的饱食》第一集的读者“竹内”（据光文社的电话记录），给光文社打电话说：“有人保存着大量有关731部队的资料和照片。”从光文社得到通知后，我立刻让下里先生去会见此人。他就是提供“无关照片”的A先生。但那时A先生的住处和姓名是保密的，只留下了第一个通报者的电话号码。

2月20日，下里先生通过竹内先生（后来得知此人是A先生的儿子）的介绍，见到了A先生。A先生出示了石井四郎的亲笔信、日记、731部队人员给石井的信件以及长靴、军帽、医疗器械、地图、石井与家属的合影等，共约60件。同时，A先生还拿出了包括20张（当天交给8～10张）“无关照片”在内的26张照片（后来合计）。其中也包括了在《恶魔的饱食》（第二集）中刊载的照片，即①～④的731部队设施的航空照片（实物）。发生问题的与本书无关的20张照片是翻印的，文字说明的地名、年号及其他能辨别出与731部队无关的红十字记号都用墨水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