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The Gray Zone 灰色地带

我们（我们这些生还的人）是否能够理解，并让他人理解我们的经历？我们常说的“理解”，意思等同于“简化”——如果没有广泛而深刻的简化，我们周围的世界就会变成无穷无尽、无法定义的一团混沌，让我们无法指引方向，做出决策。总之，我们被迫将已知的世界概括为一个纲要模型——在进化的过程中，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为自己打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工具。这些工具是人类特有的财富——语言和概念化的思想。

我们也倾向于简化历史，但整理历史事件的内在模式并非总是只有单一而明确的模式，所以不同的历史学家理解和建构历史的方法并不相互一致。然而，可能因为我们本是社交动物，那种“我们”和“他们”泾渭分明的需要如此强烈，以至于这种行为模式，这种敌／友二分性，胜过了其他所有模式。通俗历史以及学校中所教授的历史，被这种二元论的趋势所影响，非黑即白，简单直接——它易于把人类历史的长河引向冲突，把冲突引向斗争——我们和他们，希腊人和斯巴达人，罗马人和迦太基人。正因为如此，观赏运动才实现如此成功的流行，如足球、棒球和拳击：两队运动员（或两名选手）进行对抗，服装鲜明，易于辨认。而等到比赛结束时，总会有被征服者和胜利者。要是比赛结果是平局，观众就会有上当和失望的感觉。在潜意识中，观众们或多或少希望有胜者和输者，从而相应地分出好人和坏人，因为好人必将胜利，否则这世界就要被颠覆了。

对简化的渴望无可非议，但简化本身却并不总是如此。只要你把简化看作是一种等待检验的假设，那么它就是有用的，但不要错把简化等同为现实。大部分历史和自然现象并不简单，或者并不像我们希望的那么简单。而且，集中营里的关系网络也不简单，不能简单地概括为迫害者和受害者两个阵营。当今阅读（或书写）集中营历史的人都会显露出一种倾向（事实上，一种需要）去区分邪恶和善良，以便去支持其中的一方，好像救世主在审判日的地位——这边是信徒，那边是恶棍。年轻人们首先要求明确，直截了当；他们对世界的经验不足，不喜欢模棱两可。在任何情况下，他们的期待正像刚刚进入集中营的囚犯一样，无论青年还是老人，所有的囚犯，除了那些有过类似经历的人之外，都期待发现一个可怕但可以理解的世界，符合我们自人类远祖时便内化于心的简单模型——“我们”在内，敌人在外，有着一条明确定义的地理战线。

恰恰相反，那些集中营新来的囚犯不可避免地感到震惊。他们所突然坠入的这个世界是可怕的，没错，但同样不可理解，不符合任何简化模型。敌人在四面八方，也在内部，而“我们”迷失了它的限度；相互对抗的派别不仅是两个；人们不能发现一条（唯一的）战线，而是许多，可能无数条混乱的战线，横亘在相互之间。进入集中营的人希望至少这些不幸的人能团结起来，但在集中营里，除非特殊情况，毫无结交盟友的希望。相反，这里只有成千上万自我封闭的“单体生物”，而在他们当中，只有无望的隐藏和不断的挣扎。在进入集中营后的几个小时内，这个突兀的新发现就变得如此显而易见。新来的囚犯在寻求盟友时，往往马上遭致集中的侵犯。现实是如此残酷，以致立刻导致人们抵抗能力的崩溃。对许多人来说，这是致命的、间接的，甚至直接的——毫无准备下的打击是难以防卫的。

这种侵犯可以表现为多种方式。别忘了，集中营系统从出现起（同时，纳粹主义势力恰好在德国开始抬头），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粉碎敌人的抵抗能力——对于集中营管理者来说，新来的囚犯被视为敌人，不管他身上带着什么样的标签，必须马上打倒以免成为组织抵抗的榜样和源头。在这件事上，党卫军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从这个角度，必然可以解释迎接新囚犯的整套“邪恶仪式”，尽管每个集中营的做法大同小异：马上遭到拳打脚踢，往往是在脸上；伴着真正（或伪装的）的狂怒，吼出一连串命令；剥光衣服，赤身裸体；剃光头发；穿上破布制成的囚服。很难说所有这些细节是由专家设计，还是根据经验安排的完美程序，但它们肯定是有意的，而非随意为之——因为这就像是一场演出，这是相当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