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3章 临寿春城启大战，登八公山论古今（二）

这回李从璟用兵江淮的布置其实很明确。

这件事的起因，还要追溯到当年先攻淮地还是先攻两川的争论。

彼时王朴曾有进言：“先争江淮，有许多好处。其一，南北之争，得淮地者得先机，夺得淮地，便能在战局争得往江南用兵的主动权，在军事上完全处于居高临下的态势，大唐得淮地，江南就只能被动防守；其二，江淮之地，有渔盐之利，商贾富豪之家云集，若能尽得江北之地，则朝廷每岁可增财赋巨万；其三，江南诸侯，杨吴为最强，若得江南，可封锁杨吴出海之道，使其困于一隅之地，亦无法再与契丹相通，日后平定杨吴，可四面合围，使其无转腾余地；其四，大唐得江淮，方便往海上通商；其五……”

吴国目前的处境，是北有大唐，西有马楚，南有刘汉（南汉），东有吴越、闽国。但因其掩有淮地，北至海州（后世连云港一带）南抵长江口，故而有千里海岸线。

总而言之，若能夺取江北，就能极大削弱吴国国力，而相应极大增强大唐国力。

原本历史上，南唐在中主李璟时，东灭闽国西灭楚国，而自失江北之地后，国势大衰，自此困守一隅，再无作为，最后坐等被灭——虽然灭闽、楚后，南唐并无实质收获，而是徒耗国力，但彼时它能速灭两国，本身就是实力的体现，没能守住战果，不是国力不足，而是君、臣的问题。

且说王朴提出先定江淮之策后，秦王府众人是有一场大辩论的。

但当时孟知祥、李绍斌据有两川，不遵号令，以大唐之臣，而妄图行割据之实，大唐不能容忍，遂先定两川。如今两川安定，大唐便要争夺淮地，恰逢吴国以为李从璟、李从荣兄弟相争，必有内耗，又兼其整顿内政，精力有限，于是乘着老楚王马殷新亡的时候，出兵楚地，意图称霸江南以壮国势——这就给了大唐机会。

今岁以来，大唐先是整顿洛阳吏治，而后出兵楚地以援楚王，再后推行新政新一阶段大政，随之又削平山东诸藩镇之动乱，将吏治整顿推向州县，当此之时，马不停蹄发兵淮地，一系列大政国策实施的非常密集紧凑。

这种密集紧凑的国政大事，明眼人都能看出其中的急躁之气。

虽然急躁，但未显其乱。

洛阳吏治整顿完成之后，整个大唐朝堂甚至是大唐官场的风气，就焕然一新，洛阳十之二三的官员被惩办，不仅震动了洛阳官场，事情完成之后，也使得洛阳官场焕发生机。

在这种情况下，对州县吏治的整顿，就容易多了。

正如冯道所言：“治理天下官员，在疏不在堵。贪官污吏是惩治不完的，就算杀再多人，也未必就能使官场风气焕然一新，整顿吏治，惩办不法只是第一步，意在威慑不良官吏，使其畏惧律法，而后以律法为依据，整治官场风气，重塑官场秩序，引导天下官吏务实向善。”

冯道的话，从制度上而言，就是确立一整套强而有力的监察体系，并且笃力行之，使得官员不敢触犯律法，以此达到肃清吏治、政治清明的效果。

李从璟同意冯道的观点，因为他知道明太祖洪武年间，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最是严苛，甚至可称杀人如麻，但结果表明，这并没有甚么太大作用。

就眼下而言，洛阳吏治整顿之后，国家机器的运转更加高效，已经能够支撑起帝国两线作战，并在此前提下保证新政新阶段的顺利推行。

冯道、安重诲、任圜、李琪、李愚，虽然不能称为名臣，但也都是一时之选，但纲领已定的情况下，他们是能够满足辅佐李嗣源处理帝国政事的需要的。

其中尤其是任圜，本有济世之才，史书说“任圜有纵横济物之才，无明哲保身之道”，可见其才能不差，其不善明哲保身的缺陷，有眼下他跟李从璟的关系在，也就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