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 谢

我在努力理解洪秀全的多层世界时，得到了许多朋友和学者的帮助。他们毋需对本书的结构体系及史实或推想方面可能含有的讹误感到负有责任，但我希望他们能接受我的感谢。王庆成是一位十分热心的指点者，在我1991、1993年两次访问北京及随后他本人访问美国期间，他让我分享了他个人丰富的太平天国藏书，为我解惑无数，并介绍我结识了他以前的研究生夏春涛，他与王先生一样学识渊博、为人慷慨。我还要感谢王庆成的是，承蒙他的帮助，我的太太金安平和我得以会晤了她祖父金毓黻的几位从前的同仁和弟子，令我们领略到了这位已故学者的大家风范。王先生还介绍我结识了另一位主要的大平天国史学者钟文典。钟文典在桂林对我关照有加，并赐教了许多有关客家人的观点。他还妥善地安排了我赴桂平的行程，向我推荐了陪同访问金田的向导黄伟林。承蒙黄先生的热情，我生平第一次品尝了醇郁芳香的桂平壁虎酒；也是在他的陪同下，在广西炎热燥闷的夏天，我有幸见识了紫荆山群麓茂绿丛中的那些时隐时现的涓涓细流。在南京，这座凌乱伸展、尘雾弥漫而又赤日炎炎的扬子江江畔古城，当我寻古访幽，力图感受那个已消逝的天国圣地的气息时，是茅家琦和朱庆葆充当了我的灵魂引导师。似乎是为了给我上述的所有这些寻访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Willie Ruff在又一个夏日开着他那辆火红色的保时捷带我驶进了田纳西州的谢尔比维尔，让我看一看浸礼会传道士罗孝全在19世纪30年代潜心传教的地方。罗孝全后来听到了前往中国传道的召唤，他抓住了这个机会，得以向未来的太平天国天王传授《圣经》。

我还要特别惑谢下面这些人：Judy Chiu-ti Liu在中文基督教文献和中国典籍方面拥有广博的学识，她在我研读新发现的太平天国预言书籍和早期新教皈依者梁阿发的小册子时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引导；Laura McDaniel查阅了浸礼会档案中有关罗孝全的资料，并在国家档案馆查找了有关叛教者和外交官的资料；Min Ye、Richard Menard、Hong Xiang和她的丈夫Che Wei、梁侃、Wen-wen Liu、Yar and Mei Woo、Nicholas Spence和其他一些人提供了指点和翻译的帮助。许多研究所和图书馆的人员也始终给予我极大的帮助，这里所指的不仅有耶鲁大学的各个部门，也有哈佛大学、纽约、华盛顿特区的诸多单位，还包括一些海外机构——特别是设在伦敦的英国图书馆东方和印度分部（该部的Francis Wood、Linda Raymond和Graham Hutt等人都尽心照顾），设在科林戴尔的英国图书馆报刊分部、伦敦大学的东方与非洲研究院，设在丘加敦的伦敦档案局、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印刷与书画分馆。在中国台湾省，我极大地受惠于对“中央研究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书刊的查阅，也得到庄吉发、陈国栋和王瑗玲诸君的帮助。在“中央研究院”以及在博懋大学（Boyn Mawr）、哈佛大学、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和麦克吉尔学院等地的各类讲座期间，一些学术提问或随后的通信交流激发了我的一些新观点，也纠正了一些旧有的错误想法。

下列太平天国史或宗教原教旨主义领域的这些专家回答了我的咨询信函，或让我分享了他们的收藏资料，他们是：韦思谛（Stephen Averill）、Richard Bohr、柯饶富（Ralph Covell）、Joseph Davis、Williams Doezema、Linda Gerstein、Norman Girardot、Steven Leibo、Jessie Lutz、韩书瑞（Susan Naquain）、Eileen Scully、司白乐（Audrey Spiro）、J．Barton Starr、Barend ter Haar、于君方。在墨尔本，Jack Gregory与我分享了他的思想，还赠送我一本他与Prescott Clarke合编的极有价值的西方人有关太平天国报道的文集；在伦敦，R．G．Tiedemann让我分享了他长期收集且仍在增加的有关太平天国论题的西语文献书目；Rudolf Wagner在多种场合让我分享了他在秘传资料方面的广博学识和一些未经挖掘的珍贵档案文献（这些文献有时是秘不示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