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太平叛乱（1850—1864）是世界上最具灾难性的内战。人们如果穿越曾经是人口稠密的长江流域省份，就会好些天只看到腐烂的农作物、冒烟的村庄和野狗。宁波变成了一座“死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曾拥有50万居民，除了许多河道里“充斥尸体，污物凝集”以外。15年的屠杀与饥馑，使中国付出了1000到2000万生命的代价。

损失超出了历史想像的界限。更糟糕的是，历史学家因为耻于承认他与福楼拜的《简单的心》[1]相似，对这样的大屠杀很少兴趣。诚然，太平叛乱之后的破坏，是一剂马尔萨斯的中和药，在随之而来的恢复时期中，使人口稠密地区的生活得到了新的缓和。但是，我们的注意力一再被引向这次叛乱却不是因为这一点。历史学家们被吸引，是因为太平叛乱是中国历史长河的分水线。从纵的看，这个民族的近代史起源于这些暴乱的年头。首先是帝国分解为一个个地域单位，然后是王朝的削弱、被推翻，最后是军阀时代。但是，当我们接受这种传统的历史划分时，就出现了混乱。这次叛乱是一段历史的终点，还是另一段历史的起点？它不过是中国常见的农民叛乱的新形式，还是那种在日后的年代中形成或改变中国的新力量的体现？

谈论停滞的中国已经不时兴了。人们继续努力去区分不同类型的王朝更替，或者强调长期的、社会的而不是政治的发展。对那些描述王朝更替的儒家历史学者而言，或是对那些无文化的农民而言——他们相信在天命要传给新的王朝建立者时，任何一个皇族都会命该灭亡——王朝的循环的确是存在的。过去是这样，所以也总会是这样：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并没有进步，有的只是一系列的循环、往复、重复。

西方向亚洲的进攻打破了对中国历史的陈旧想像。旧的循环的进程突然变成了直线式的发展。清王朝虽已清楚地展现出王朝衰败时种种常见的特征，但是，这种传统性衰微的意义，比起儒家王朝观念（而不是皇族）的衰败，就相形见绌了。中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世界历史中，这是它以前从未经历过的。

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以前，没有世界，没有全球历史，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地球。欧洲、中东、亚洲、非洲、美洲，各自都是汤因比[2]所称的“文明的历史单位”。历史上曾经有过交往，甚至冲突——地中海世界就是最著名的例子，但是每一地区自己就是一个历史区域。罗马派往汉王朝的使臣，甚至到唐王朝去的希腊人和阿拉伯人，也只是前往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地点、另一个世界的旅游者。只有在蒙古人统治时期（1280—1367），中国与地中海世界一度有过真正的交往。明朝（1368—1644）有效地断绝了这种联系。直到18世纪，这个东亚最大的大陆国家在政治上、礼仪上都把活动封闭在自己的范围之中。所有外来的文化都被视为是野蛮的，不值得重视的，也不值得惧怕。

但是，在这段湮没无闻的时期中，一个新的全球性历史正在形成。一个欧洲船长为运送香料、丝绸而航行16000海里已成为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英国、荷兰的船主们统治半个地球以外也成为可能。克拉夫在普来赛的胜利[3]，展现了人类发展中一个新阶段的诞生：“第三世界”的欧洲化。

亚洲破晓，墓碑显露，

碑上什罗浦郡[4]人的姓名可辨；

尼罗河水泛滥，

旁边就是来自塞佛河[5]的人的遗蜕。

与此俱来，欧洲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到1768年时，珍妮纺纱机及阿克莱特纺织机在英国被用于纺棉。不到15年之后，柯特的炼铁法把生铁精化。到1835年，甚至法国落后的治金工业，也生产出了三十多万吨生铁。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把蒸汽机引进给他的受苦的炼钢工人们。无论好坏，地球正在变为一个新的、经济上不同的工业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