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作宾携女友田野调查风波

田野调查，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人类学对社会科学最大的贡献，涉及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它是一种使研究者走出传统“书斋”的“直接观察法”。早期人类学调查是“一个人的工作”，然“一阴一阳之谓道”，夫妇协作调查效果更佳，如以研究太平洋无文字民族而闻名的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就曾和丈夫一同前往南太平洋上的萨摩亚群岛（Samoa）研究萨摩亚人的青春期问题。一个人知识有限，夫妻协作，配合默契，也可以克服长期野外生活的孤独苦闷和种种不适。在国外，这种事屡见不鲜，甚至单身男女同事相伴做田野调查也不罕见。问题是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况且是上世纪30年代。

1934年夏天，丁文江（字在君）就任中研院总干事不久，即致函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禁止研究人员携眷外出调查。此令一出，立刻招致史语所二组（语言组）主任赵元任、专任研究员李方桂激烈反对。赵元任是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研究汉语语言学；李方桂是芝加哥大学语言学博士，研究“非汉语语言学”1。二人在国际语言学界皆有影响。赵太太杨步伟的祖父是佛学大师杨仁山，李太太徐樱的父亲徐树铮是北洋陆军将领。这两对新派夫妻一向被视为神仙眷侣。

赵元任、李方桂反对“禁止外出调查携眷”令，甚至提出辞呈相威胁。面对两位语言学大腕的坚强意志，傅斯年万般为难。按说，禁令若非他的主意，至少丁文江事先会征求他的意见。此时，他已焦头烂额，一筹莫展。他于8月4日致电三组（考古组）主任李济：“赵坚持弟须同意携眷调查原则；李（李方桂）仍辞。弟毫无办法，乞兄主持。”这个烫手的山芋，李济自然不会接，他回电傅斯年，“二组事弟不便主持，若兄有何驱使自当遵命。”2最好的办法是睁只眼闭只眼，可这不是傅斯年的性格。

遭受如此激烈的反弹，丁文江也始料未及。最后，他只得“与元任当面细谈两次，一切已有比较满意之解决”，“允将先前致史语所之正式函撤回”。

另一当事者李方桂，原本有赴云南调查倮倮语的计划，因禁令改弦易辙，取消了云南之行。丁文江闻此，8月29日即致函傅斯年表明态度：

云南调查事，弟始终主张。其所以中途变计者，在兄方面以为藉此调停，在弟方面则完全因为兄引“法律”，一事未了，不添事之原则而放弃。目前弟未进行者，（一）仍固尊重兄意；（二）不欲再使方桂发生任何误会。故如方桂肯行，弟依然赞成。否则弟不主张。3

直到9月3日，丁文江还向傅斯年谈起此事的后遗症：“彼允函方桂，力劝其不再辞职，望兄在平斟酌设法（元任云，适之拉方桂甚力，此恐不确）。”4当时，胡适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他力邀李方桂到北大任教，接揽刘半农病逝后遗下的“语音学讲座”教职。丁文江与胡适是朋友，越想越气，处境为难，竟“以去就争之”。后经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斡旋劝阻胡适的行动，最后改请罗常培出任“语音学讲座”教职，事情才大体了结。

1935年，傅斯年视察第十一次殷墟发掘工地。坑右站立者为董作宾，坑左戴礼帽者为傅斯年、李济（右起）。

李方桂的云南之行则因此延宕至1940年春，而他也不会再提“携眷调查”旧事，他带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马学良同行。他们到了云南的路南县尾则村。那次调查的结果，马学良于1941年写成毕业论文《撒尼倮倮语语法》，经过几年的补充和完善，最终以《撒尼彝语研究》为书名于1950年由中国科学院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马学良成为彝族语言文化研究的权威。没想到是他成了那次“反对携眷风波”的间接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