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衣冠之谓，亦代指文明。《左传》有言：“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民国历时甚短，仅三十八年，极盛期即战前的“黄金十年”。成立于1928年的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简称“中研院”），无愧民国政府的美服桂冠。

有人这样评价中研院全盛时期的学术水准：“生物组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数理组与世界项尖水平不相上下，人文组几乎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其人文研究，集中于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史语所在战前的十年间，组织了十五次河南安阳发掘和三次山东城子崖发掘，出土大量国宝，使公元前约一千四百年的殷代传闻变成了信史；编订整理了明清史料，校订了大量文籍，提高了史学标准；民族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取得了可观进展；在中国东部和西南地区进行了方言土语调查，采集了许多标本，开始了现代化的语音实验与分析……1932年3月，史语所获得法兰西学院授予的儒莲奖，标志着在考古、历史和语言学等领域得到国际学术界承认。与史语所性质相关，人员交合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以下简称“中博院”），是展示科学与文明的国家“名片”。与史语所、中博院往来密切的中国营造学社，是中国建筑史料收集整理与中国现代建筑科学研究的摇篮。

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中研院也开始了“衣冠南渡”的文化西迁。史语所、社会所、中博院与中国营造学社等先后栖息长沙、昆明等地，最后落籍四川南溪县李庄。学术史也是学人的历史。胡适、傅斯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凌纯声、董作宾、梁思成、李方桂、梁思永、芮逸夫、曾昭燏等，是朝夕相处的同事，又是祸福与共的朋友。1949年以后，这批人分崩离析，或留在大陆，或去了台湾，或到了海外。曾经的道路共同走过，日后的命运全然不同。

2000年，我从一个小小的村庄——李庄，走进民国学术史。当年在《南方周末》发表长文《李庄记事》。2004年，民国学术史随笔《发现李庄》出版，李庄由此成为中国文化的新亮点及新的人文旅游地，我也因此被授予“李庄镇荣誉居民”的称号。此后，我的写作由先前的盲人骑瞎马，单兵独打，开始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与众多学者的支持。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同济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高校，给我提供过演讲的平台。台北的“中研院”，为我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授权允准我在书里使用一批历史图片。中研院故旧何兹全、梁思永的遗孀李福曼、梁思成之子梁从诫等，生前曾接受我的访谈。逯钦立的遗孀罗筱蕖、陈寅恪的长女陈流求、李济之子李光谟、梁思永的女儿梁柏有、董作宾之子董敏、石璋如的公子石磊、李霖灿的公子李在中等，与我成了忘年交，各方面都对我帮助极大，谨此致谢。内子冯志，一如过去，参与了本书的采访、录入与整理，对笔者时时有温存且严厉的批评与建议。

近年来，除再版《发现李庄》，我又相继出版《消失的学术城》和《李济传》。如果说《发现李庄》《消失的学术城》是各有侧重的群雕，眼下这本书则是一座座独雕；如果说《李济传》是全传，是整本戏，这本书里的十二篇文章则像短篇小说写人记事的“横切面”，是十二出折子戏。笔者在叙述人与物相对完整的同时，着重选取不为人知的材料，梳理出蕴含其中的玄机。

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里有个著名的论断：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在理智上选择了西方的价值观念，但在情感上却割舍不掉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傅斯年在大炮一样威猛的外表下，对属下，对乡民，尤其是对家人是何种态度？他去世后，又给家人以什么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