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血色蹊径

研究中美文化关系，总会遇到一个问题：在增强远东潜在吸引力方面，哈佛大学为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些原因不言而喻：它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成立于1636年），新英格兰地区进入航海时代，成为太平洋东部的商业推动力时，哈佛大学已进入成年。用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1912级）的话说，1783年至1860年，是“一个充满魔力的时代。那时，美国首次成为世界强国。塞勒姆市的男孩子们，对广州的了解程度，远远超过了纽约”。马萨诸塞州的那座海港城市，不仅吸引来了大学生，也带来了商业财富，使哈佛大学在追求卓越竞赛中得以领先一步。哈佛大学认为，该校职责是教育培养文化监管人。如马克·吐温所评论“波士顿人问：他懂得多少？纽约人问：他值多少？费城人问：他父母是谁？”

然而，中国、日本对哈佛大学和波士顿产生吸引力，还有一些不太明显的其他原因。在美国内战后精神混乱期，以及后达尔文时期的几十年，新英格兰地区的先知先觉者，从爱默生算起，已为寻找超凡真理把目光投向了东方。中国对佛教的兴趣在减弱。与此同时，佛教对波士顿统治集团却产生了磁铁般的吸引力。亨利·亚当斯的妻子克洛沃自杀身亡，使他异常震惊。1886年，他与画家约翰·拉法格结伴，开始了焦躁不安的环球旅行。最初，他们把日本作为目的地，以追寻极乐世界（在奥马哈停留时，拉法格把他们的旅程告诉了一位难缠的年轻记者，年轻人回答说：“现在可是过季节啦！”）。实际上，我们将看到，美国有一大批人在试图利用东方智慧，应对美国镀金时代的粗俗不堪。亚当斯（哈佛大学1858级）和拉法格，只是其中的一员。

哈佛大学与远东联系的第三个原因，似乎隐含在波士顿利己主义为中心的方言之中。19世纪50年代以来，波士顿城，以及以血统为傲的哈佛大学精英与两个新词联系了起来。波士顿人认为，自己的城市是世界中心，接受其世袭的“婆罗门阶层”领导，那是最近似美国贵族的阶层。“中心”和“婆罗门”，是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哈佛大学1829级）创造的新词，而不是他从事法律工作的儿子。在早餐桌上，老奥利弗属于机智诙谐的“桌霸”，写过诗歌《铁老汉》。他认为波士顿“是美洲大陆的思想中心，因此也是世界的思想中心”。印度教的种姓制度观念源于神旨，他谨慎地为其增加了新的推论：神希望，婆罗门不仅支持、维护自己信仰的神庙，对文化机构也应如此。而且，当哈佛大学莘莘学子转而研究中国时，他们所做的笔记，都是清朝官吏赋予高附加值的中国艺术和文学精华。

波士顿图书馆建于1807年，也是一家私立博物馆。1827年又增建了一个艺术展厅，专门举办年度美国和欧洲系列绘画、雕塑展。该馆创办者提醒捐助伙伴说，“把我们召集起来，目的不是为美国提供大量捐款”，那些存款可用于“我们承担那些机构的费用，它们将（为波士顿）带来广泛长久的利益”。1870年至1900年期间，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图书馆，得到了波士顿“婆罗门”的大量赞助。之后是成立于1870年的波士顿美术馆，1881年的波士顿交响乐团，还有数量众多的俱乐部、学校、医院，以及波士顿人的最终安息地：景观完美无缺的奥本山陵园（建于1831年。对波士顿婆罗门的一个经典定义是：在波士顿图书馆有股份，在麦克莱因精神病医院有亲戚，在奥本山陵园有墓地）。19世纪期间，波士顿还成为一个杰出摇篮：诞生了优秀杂志《大西洋月刊》与《北美评论》，利特尔·布朗·霍顿·米夫林出版社，以及地道波士顿人的宗教——非正统却开明，与哈佛大学神学院有关的基督教一位论派。据说，基督教一位论派宣称，“神为父，人为兄，波士顿为邻”（如该教门徒海伦·豪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