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叛国案件”审判与大清洗的高潮

基洛夫的遇害为斯大林开展大规模的镇压提供了借口。案发的当天，斯大林就立即建议对苏联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决定，决定：“一、侦查部门应从快处理被控策划和执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二、司法机关不得推迟执行对这类罪行的死刑判决，以研究是否可以给予赦免，因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认为作出这样的赦免是不可容许的；三、一俟对犯有上述罪行的罪犯作出死刑判决，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应立即执行。”这个决定公布得很匆忙，政治局事先未讨论，签署的竟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叶努基泽，而不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加里宁。^{[67]法令公布后，各类案件的审查处理速度大大加快了。}

为了准备新的镇压浪潮，斯大林调整了司法检察机关的领导。1935年2月1日，党中央全会决定叶若夫任主管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党中央书记，同时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苏维埃任命维辛斯基接替阿库洛夫，担任苏联检察长。5月25日，又解散了老布尔什维克协会。6月，解散了前政治犯和流放者协会。由叶若夫等人组成的委员会接管了这两个协会的档案，并利用它来编造问题，打击老一代布尔什维克。^[68]

从1935年5月起，开展了检察党证的工作。1936年6月，叶若夫在党中央会议上说，通过更换党证共开除了20多万党员。^[69]

与此同时，斯大林提出要修订宪法，扩大民主。1935年6月17日，政治局通过《关于实行逮捕的程序》的决议，规定内务人民委员部要逮捕人必须事前得到检察院的同意。而逮捕全苏和加盟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各级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工厂和国营农场的正副厂（场）长、工程师、农艺师、医生、教授等，不仅要得到检察院的同意，还要得到相关人民委员会的同意。^{[70]7月26日政治局通过《关于解除农庄庄员的前科罪》的决议。随后，政府决定对判处剥夺自由5年以下的庄员，如果现时老实劳动，可解除其前科罪，恢复其选举权。到1936年3月1日，共处理了768989人。[71]1936年4月，政府释放了因工业党案件而被判处10年徒刑的拉姆津、拉里切夫、奥格涅夫等人，并恢复其公民权。}

从宽处理一些已不构成巨大威胁的人，只不过是为了集中力量搞大清洗。这以后，骇人听闻的“叛国案”被一个接着一个捏造出来，通过审判和片面宣传，在全苏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镇压浪潮。

“密谋杀害领导人”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案件

斯大林把打击的矛头首先指向前反对派分子。1935年1月17日，他将亲自起草的致党的各基层组织的秘密信《与谢·米·基洛夫惨遭凶杀相关联的事件的教训》文本交给政治局委员，并提议“今天就讨论这一案件并做出决议”。第二天，这封信发给各级党组织。它断言暗杀基洛夫是“季诺维也夫列宁格勒总部”干的。该总部处于“季诺维也夫分子莫斯科总部”的思想和政治领导之下，而后者“无疑知道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主义情绪并煽动这种情绪”。它还说这些情况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封信做出结论，说“季诺维也夫派别集团是白匪组织最阴险、最卑鄙……的隐蔽形式”，并要求像对待白匪那样对待他们，不能仅限于开除出党，还应将他们逮捕和隔离。^[72]

不久，开始对原季诺维也夫分子进行大规模逮捕。在斯大林的倡议下，党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26日以征询意见的方式通过决议，“关于季诺维也夫分子：（1）将663名季诺维也夫分子逐出列宁格勒3～4年；（2）将党内一批原反对派分子共325人从列宁格勒遣送到其他地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