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论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十月革命以后，尽管苏维埃政权执行依靠工人阶级的路线，但是由于共产党员、工人领导干部缺乏，在建立官册制度之前，共产党员和工人出身的干部比重约为一半。布尔什维克党掌握政权后至1923年官册制度创立以前，对领导干部的挑选、配置，经历了从基层选举制→动员+粗放任命制→登记选择+相对任命制→绝对任命制的变化。官册制度实质上是中央高度集权的组织杠杆，中央利用这个杠杆，在1920年代中期以后使共产党员和工人成为领导干部的主体。1920年代，苏维埃国家是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孤岛，对干部队伍政治、社会结构的改造，保证了其无产阶级性，这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政权提供了组织保证。新经济政策时期经济迅速恢复，与这支干部队伍对革命的忠诚和忘我的奋斗是分不开的。这是官册干部制度对苏联干部队伍影响和对苏联发展进程影响的主流，也是新经济政策时期领导干部队伍的主流。

在充分肯定官册干部制度对新经济政策时期领导干部结构调整积极作用的同时，不应忽视在这种调整后出现的另一方面情况。由于大量提拔工人干部，使领导干部文化水平大幅度降低。那么，这种变化与后来新经济政策终结是否有关联？换言之，与苏维埃俄国运用经济方法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夭折是否有关联？当时的历史文献起码证明了一点，被提拔的这批工人干部不懂商品经济，不熟悉经济管理方法。1925年5月18日贸易人民委员会企业负责人会议的一个参加者概括性地发言说：“我们努力从党员中进一步挑选部门负责人充实我们的机关……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派来的同志在我们的工作中不能用。我们说，我们需要有商业经验、懂商务，概括地说，懂得所有商品周转和信贷机关政策的商人。但是，在党员中间，符合这样条件的同志太少。”^{[112]由于多数工人干部不懂商品经济，不熟悉、不习惯经济管理方法；由于大量工农补充进干部队伍，使得用行政命令方法建设和管理经济成为干部群体的主流经济意识。新经济政策道路，是运用市场经济方法建设和管理经济的道路。由于新经济政策与工农领导干部的经济意识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据此可以从逻辑上推断，后者对新经济政策终结是有重要影响的。然而，上述推论能否成立，需要进一步用史料进行实证研究。}

从1926年至1928年，职务犯罪案件数量迅速上升；1928年滥用公款、作假、贿赂等案件也呈上升之势。1928年以后，也就是斯大林实行大转折以后，这些腐败犯罪的情况怎样？其上升的趋势是否得到遏制？如果得到遏制，采取了什么措施？这些问题有待于运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关于犯罪案件的权威数据进一步研究。研究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它会对苏维埃国家负面进程的发展做出更有根据的判断。这种研究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是确认关于苏共二十大是“贪污贿赂发展转折点”的传统判断是正确的，但是，也有可能推翻这个判断或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正。本文的研究表明，新经济政策初期，尽管国家经济形势十分严峻，但是由于转入市场经济以及对干部的权力缺乏监督，在1921年发生了“贪污受贿大规模地蔓延”的现象。这说明，如果市场经济和缺乏监督这两个现象并存，足以产生腐败；从1921年至1926年贪污贿赂案件大幅度下降，这表明：只要党和国家反腐的措施坚决有力，腐败是可以有效地被遏制的；从1924年以后，由于国家对腐败根源认识上的偏差，反腐力度削弱，以及在法制机关的惩处中实行双重原则，导致1926年至1928年腐败案件大幅度回升，由此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党和国家对腐败根源认识是否客观，反腐措施是否坚决有力，将对腐败进程能否遏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在法律面前不能有特殊公民，对于反腐的成效，其实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