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新经济政策的阻力和终结

被迫实施的政策

新经济政策是在农民暴动，特别是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的威胁下，苏维埃政权遇到“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下被迫实施的。那时候全党面对的是要么改革，要么苏维埃政权灭亡，别无选择。所以列宁多次说过，实行粮食税在党的十大上是一致通过的。农民由于实施粮食税，可以自由支配剩余的粮食，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感到满意，因而武装反抗的浪潮消退，国内形势转入稳定。

不过一年后威胁消除之后，党的领导核心以至普通党员中有许多人认为退却的目的已经达到，要求转入进攻。在这强烈要求下，连列宁也顶不住，在党的十一大上，即实施新经济政策仅仅1年以后，宣布停止退却，转入进攻。在此后的年代里，这股要求进攻的呼声不但没有消停，反而越来越强烈。并且正是这种“左”的代表人物执掌政权，主导政策，决定了新经济政策的最终命运。

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核心多数人对新经济政策心存疑虑，特别是在列宁逝世之后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地用行政手段来限制新经济政策，甚至发布与新经济政策精神相违背的法令指示，缩小新经济政策的作用和范围。由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加米涅夫组成的“三驾马车”早已试图取消新经济政策，1922年夏发布关于禁止粮食自由买卖的法令。^{[116]1923年秋他们正式声明一旦德国革命胜利就可以废除新经济政策。在以后的年代里，实施新经济政策被看作是不可避免的“恶”，苏维埃政权依然敌视各种资本主义成分。例如1926年8月23日中央组织局决定，禁止共产党员在租让和私人企业担任行政职务。[117]}

经济核算制度被看作是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措施之一，但是这项措施并没有能够推广到所有工厂企业。1921年8月9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实施新经济政策原则的指示，国营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它们拥有有限的出售产品的权利。但1922年9月22日，劳动国防委员会通过决定，“建议允许所属企业过渡到经济核算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粮食人民委员部立即停止这种过渡。向其他人民委员部说明，不赋予它们把所属企业转入经济核算之权。”^{[118]经济核算仅到托拉斯一级，没有普及到企业。托拉斯受上级党政机关的指令的控制。按照1923年4月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关于按照商业核算原则活动的国营工业企业（托拉斯）”的命令，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实施其计划管理，包括发放拥有建筑物以及其他固定资产的许可证，出让、抵押和出租固定资产，任命和调动托拉斯的理事会和稽核委员会，批准生产计划、工作报告和平衡表，年度利润的分配，批准参加工商联合体，等等。这样，留给托拉斯的自主性就非常有限了。}

国家保留对国营的特别是大工业发展的强大影响而不松手，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经济命脉之一，是再生产无产阶级的基地。因此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并不意味着在这一领域建立了市场关系的真正空间：国家给托拉斯和某些工厂拨款，给它们的集中供应，国家订货和采购，党对它们的态度犹如对待国家的经济政治机构，这从一开始就使在商业原则上、在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原则上发展工业的可能性化为乌有。与此同时，逐步地并且越来越厉害地从国营企业间的供应、买卖中排挤私人商业中介。

党的领导层和普通党政干部对新经济政策初期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尝试存在疑虑，对所选择的发展道路的正确性、通过新经济政策振兴经济、恢复重工业和维护社会主义成果的可能性都有怀疑。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声称：“托拉斯无非是具有一定自主权的国家机构，完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