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十字路口

——新经济政策研究(1921~1929)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 郑异凡

1920年代是苏联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废止了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实行了立足于市场机制的新经济政策。但是军事共产主义体制的影响并没有彻底消除。军事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这两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斗争,始终贯穿于整个20年代,并且军事共产主义模式最后取得了胜利,改头换面变成斯大林模式,统治了苏联将近半个世纪。

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上半期,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出版物,大多的是宣传性的小册子,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为进攻所做的暂时退却,强调的是阶级斗争,主要材料是党的文献和列宁、斯大林的著作。

苏共二十大后,开放了部分档案资料,放宽了言禁,有的学者依据新材料写出了专著,例如埃·鲍·根基娜的《列宁的国务活动》(1969)[1]就有不少涉及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材料。

真正掀起研究新经济政策热潮的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这时倡导“公开性”和填补历史的“空白点”,试图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中寻找改革的方案和依据。与此同时,给一批遭到镇压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如布哈林、李可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平反,陆续开放保密档案,主客观条件使新经济政策成为热门课题。苏联解体后,由于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历史学家们有了较多地研究和发表观点的自由,开始出现不少有关新经济政策的论文和著作,许多有关俄国20世纪历史的专著中都有专门的篇章论述新经济政策。[2]出版了许多有关苏联史的论文集,及时传达了历史学家们的新观点、新成果以及新资料。[3]

出现一些有关20年代的专著,如希施金的《政权·政治·经济:革命后的俄国(1917~1928)》,别拉乌索夫的《20世纪俄国经济史》,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和政治有较为系统的叙述。[4]巴甫洛娃的《斯大林主义:权力机制的形成》,罗戈文的《是否有选择?托洛茨基主义:多年后的观点》、《斯大林的新新经济政策》,特鲁坎的《1928~1929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政治争论》和《通向极权之路(1917~1929)》等,就某些专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5]

从1980年下半期起至今,许多历史档案陆续开放,一些历史学家放下研究工作,投身于档案的发掘整理工作,报刊上不断披露专题档案材料,陆续出版专题解密档案集,由А.Н.雅柯夫列夫院士主编的“二十世纪的俄国文件汇编”是一部规模庞大的档案文件集,其中直接涉及新经济政策的有《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打断的》(5卷本)。[6]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时带走了大量十月革命到1920年代末的档案资料,2卷本《托洛茨基收藏文件集》和4卷本《托洛茨基档案》的绝大部分内容都与20年代有关。[7]1920年代关于政策方针的争论主要是在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上进行的,因此联共(俄共)历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速记记录是研究新经济政策的第一手重要文献。[8]1990年以来出版了一些历史文件选集,集中提供了一些基本文献和新文献。[9]

中国有关新经济政策的研究著作有:杨承训、余大章合著的《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沈志华的《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等。[10]郑异凡著《布哈林论》、《天鹅之歌》和论文集《不惑集》、《史海探索》[11],柳植(杨存堂)著《世纪的实践》,徐天新著《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叶书宗著《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中有不少写于1980年代以来的涉及新经济政策的论文。这些都反映了中国苏联史学者研究的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