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450年的欧洲

自中世纪以来，西欧和中欧就一直共享着一种认同感。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几乎都是天主教徒，他们尊罗马教皇为精神权威，受教育的阶层都学习罗马法和拉丁文。欧洲人还团结起来共同抵抗伊斯兰世界的入侵——当时的伊斯兰教势力虽然已经开始撤离伊比利亚半岛，却正在沿着欧洲的东南翼快速蔓延。多数欧洲国家有着非常相似的社会与政治结构。在社会的最底层，农民阶级不仅必须向封建主缴纳赋税以获得保护，还要向教会缴纳什一税以获得精神指引。许多自治的城市通常由行业精英和地方行政官共同管理。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是贵族、高级神职人员，有时还包括一些自由城市的行政官，他们会与国王达成安全协议。他们承诺为国王提供一些军事服务与咨询，以换取国王对他们领土的保护和承认。这种封建契约关系是通过代议机构来进行协调的。当时，欧洲各国都有这种代议机构，其中包括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的议会，低地国家的总议会，法兰西的三级会议，西班牙古国卡斯提尔（Castile）的议会，匈牙利、波兰和瑞典的国会，以及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议会。简言之，在多数国家，国王手中并没有绝对的权力。

因此，不同于邻近的奥斯曼帝国或者更远的亚洲国家，欧洲的政治文化以激烈的公共或半公共的辩论为特征——辩论涉及赋税征收的数量、由谁征收、归谁支配以及为何目的（几乎总是为了军事目的）。尽管当时的欧洲人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相信，政府的成立与运作应该得到人们的同意，否则其合法性应受到质疑。人们认为，维护自己的权利不受国王的侵犯总是首要任务。尽管当时的欧洲人并非生活在民主政体之下，但精英阶层却有强烈的“自由”意识。到了整个中世纪的后期，这些人对于政治自由的呼声越来越高。越是社会的底层，对这种理想的呼声就越高，但他们很难凭借自己的能力实现这一理想。争取自由的斗争起初是在国内进行的，但有时一国的人民也必须借助邻国君主的帮助才能推翻本国的暴君。为此，欧洲人并没有明显的主权意识：很多人认为，一国对另一国的暴君的干涉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符合人民需要的，甚至是思想健全的君主义不容辞的责任。

把当时主要的欧洲国家看作现代意义上的“强国”或者“国家”，是不恰当的。不过，由于君主们为了扩张或者至少是为了生存，要不断地进行军事动员。“国家建设”的过程，自中世纪的鼎盛时期就已经开始。另外，英格兰、法兰西、卡斯提尔、波兰和勃艮第等国家，对于自己的特殊性、力量和重要性，都有明确的意识。至少，从英格兰人和法兰西人的情况看，此时谈到民族意识并非为时过早的事——通过政治参与、共同的语言以及战争（主要是国际战争），民族意识已经在两国人民心中发展起来。与此同时，欧洲人还意识到一种共同身份，那就是“基督教国家”——这几乎成了欧洲的同义词，这种表达方式在历次针对穆斯林世界的十字军东征中经常被使用。由于马可·波罗和其他探险家的旅行，欧洲人知道了中国和东方世界的存在，但他们对西半球仍基本上处于无知的状态。当时，欧洲人不仅没有“欧洲中心论”的意识，相反，大多数欧洲人仍然认为整个世界以耶路撒冷和圣城伯利恒为中心，而他们位于世界的边缘。正是这个原因，无论是为了寻找通往东方的海上航线，还是为了从后方偷袭伊斯兰世界，早期的航海探险都是沿非洲西海岸进行的。例如，葡萄牙王子、“航海家亨利”（Henry the Navigator）就希望从侧翼包围伊斯兰世界，可能的话甚至打算联合传说中位于非洲或亚洲（没有人确切知道到底在哪儿）的“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共同对付穆斯林。1415年，葡萄牙占领了今天的摩洛哥的休达（Ceuta）。可以说，欧洲此时的扩张是以自卫的方式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