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类历史上的战争

何谓战争？

战争不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克劳塞维茨的名言如果属实，世界就简单易懂多了。克劳塞维茨是普鲁士人，参加过对拿破仑的战争。他退役后写成的《战争论》后来成为有史以来关于战争的最著名的著作。他写道，战争是“政治交往”（des politischen Verkehrs）通过“各种手段的混合”（mit Einmischung and erer Mittle）的继续。人们经常引用他这句话的英文译文，但德文原文表达的意思比英文更微妙、更复杂。然而，无论是德文还是英文，克劳塞维茨这句话表达的思想都是不完整的。它有一个未明言的前提，即存在着国家和国家利益，人为了实现国家利益进行理性的谋划。但是，战争比国家、外交和谋略的出现早几千年。战争几乎和人类一样古老，它触及人心最隐秘的角落——在人的心灵深处，自我挤掉了理性的目的，骄傲、情感和本能占据着主导地位。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政治动物”。笃信亚里士多德的克劳塞维茨更进了一步，说政治动物是挑起战争的动物，但他也仅仅到此为止。两人都不敢面对这样的主张：人是会思考的动物，他的思想指导着他捕猎的欲望和杀戮的能力。

克劳塞维茨的祖父是教士，身为普鲁士军官的他是在18世纪启蒙运动精神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对于上述主张，他难以接受，现代人也同样无法面对。无论弗洛伊德、荣格和阿德勒对我们的世界观产生了什么影响，我们的道德价值观依然是伟大的一神教所宣扬的——谴责杀害同类，除了在极为有限的少数情况下。人类学的研究表明，我们野蛮的祖先可能嗜杀成性，这方面考古学也提出了佐证；心理分析谆谆教导我们，人人心底都是野蛮人，只蒙着一层薄薄的面纱。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愿意相信，人性表现在现代生活中大多数文明人的日常行为中，当然并不十全十美，但依然是合作性的，总的来说是善意的。在我们看来，文化是决定人的行为的主要因素；在就“是与生俱来还是后天培养”这个题目进行的永无休止的学术辩论中，多数旁观者还是支持“后天培养派”。我们是文化动物，正因为我们文化的丰富，我们才承认人的确有暴力的潜力，但同时我们又坚信，暴力的爆发只是文化的反常现象。历史表明，我们所属的国家、国家的机构，甚至国家的法律，都是经过冲突，而且常常是十分血腥的冲突后才建立起来的。每天都有关于流血冲突的新闻报道，发生冲突的地区经常离我们的国家近在咫尺。促成冲突的情由证明，我们关于文化正常状态的观念是站不住脚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泰然地把历史事实和新闻报道归纳入“另类”这一单独的类别，使其完全不影响我们对世界未来的展望。我们告诉自己，我们的机构和法律严厉克制着人的暴力潜能，日常生活中的暴力行为均以刑事犯罪论处，而我们的国家机构如果诉诸暴力，则采取“文明战争”的特定形式。

文明战争的界限由互相对立的两类人确定——和平主义者和“合法携带武器者”。合法携带武器者一贯是受人尊重的，哪怕只是因为他有法子使人不得不尊重他；和平主义者在基督教创立以来的2000年间也备受重视。这两类人的相互关系在基督教的创始人和请他给一个仆人治病的罗马职业军人的对话中得到了清晰的反映。“我也是要听从权威的，”百人队队长这样解释说。基督听到百人队队长说他相信美德的力量，说那是对他自己所代表的法律的补充，惊讶得叫出声来。也许可以据此推断，基督承认合法携带武器者的道德立场。如果上级要求他放弃自己的生命，他也必须服从命令，所以他可以与和平主义者相比，后者也是为了自己的信念而不惜牺牲生命。这个概念相当复杂，却被西方文化轻而易举地包纳进来。在西方文化中，职业战士和坚定的和平主义者找到了共存的空间，有时甚至并肩而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军最顽强的作战部队“第三突击队”的担架手全部是和平主义者，但指挥官对他们的勇敢和牺牲精神赞佩不已。确实，西方文化若是不能给予合法携带武器者和认为携带武器本身为非法的人同样的尊重，它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文化是寻求折中的文化，在公共暴力问题上达成的折中是：不赞成它的表现，但把对它的使用合法化。和平主义被升华为理想，而在严格的军事正义守则和一整套人道主义法的规范下，合法携带武器则被视为实际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