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忍乃有济

不过，当日的左宗棠，是绝对笑不出来的。罪名查实，判他“陷害”樊燮的话，他就免不了逐出幕府、充军新疆的处罚。那么，如何化解这道灾厄呢？如前所述，官司已经到了御前，要斡旋的话，不去北京是不成的。去北京，也有讲究。一则三人对六面，去刑部辩论一番；一则委托能通天的主，在御前美言一番。左宗棠不是曾国藩，他没在京城各部混过，更没有穆彰阿、倭仁那样的奥援；加之天性倔强，不肯钻营，故致书胡林翼，说得甚为悲壮：

“‘萧育、杜陵男子，何云诣簿’；乃汉人尚气语，农人不愿学。国人陈天一先人[生]潢佐靳文襄治河，曾蒙特恩赏国子监祭酒，后以蜚语上闻，愿就刑部对质，一夕暴死；乃吾师也。不负特达之知，不与党人之祸，不挫丈夫之气，其自处较有道理”；

萧育事，见《汉书》卷七十八《萧望之传》，原话是：“萧育、杜陵男子，何诣曹也”。诣簿、诣曹，皆是前往纪委接受调查的意思。萧育此语，若谓：大不了不当官，洒家哪有闲心跟部吏调情？制度、法律，与时俱密；清朝不是汉代，不把问题交代清楚，一走了之是不行的。左宗棠身为名幕，岂不知其中道理？故云：这是汉代人的气话，我不学他的坏样。“农人”，其时左自称“湘上农人”。陈潢，康熙时著名水利专家，是河道总督靳辅的高参，“凡辅所建白，多自潢发之”。后来，靳辅因水利问题与于成龙辨难；按照吾国传统，学术争端往往演变为政治斗争。旋即靳辅失势，陈潢跟着倒霉，“逮京师，未入狱，以病卒”。即左宗棠所谓“一夕暴死”。陈潢敢于“对质”，却又勇于“暴死”的精神，才是左宗棠所欲效法的榜样。敢于对质，表示问心无愧；勇于暴死，则是士大夫不愿受狱吏摧折的传统风骨。所以，他最后说，只有这样，才对得起皇帝（“特达之知”）、朋友（不会因审讯引发“党人之祸”，牵连胡、曾等人）和自己（“丈夫之气”）。

胡林翼是左宗棠最好的朋友，也是他的姻亲。道光十七年，二人在北京订交，迄今已有二十多年的交情。二十几年中，胡林翼自进士（道光十六年）而知府（道光廿七年）而巡抚（咸丰五年），不能说一帆风顺，但比起三试不第、由塾师（道光廿九）而幕客（咸丰二年入张亮基幕）的左宗棠，自是顺利得多。二人的才识学术，固在伯仲之间；然基于个人家世、经历、交际的不同，在眼界、气质上允有差别，对官场政治，尤其是与地方政治明显不同的京城政治，胡林翼的认识比左宗棠要深刻成熟得多。因此，胡林翼应付处理此事，自有另外一种套路。八、九月间，左宗棠连着给胡林翼写了五封信；字数越来越多，语气越来越激烈，情绪越来越激动。胡林翼则寥寥数语，轻描淡写：

“奉书皆愤懑之词，不能以口舌与公争论。惟觉公因此等人事而自损太过，则尚非爱身之道也。刘庆到长沙，当知大概。惟有忍乃能有济，公其念之哉”；

自左宗棠视之，眼前再无比这更严迫、危险的的事；出诸胡林翼之口，却不过“口舌”、“争论”而已。固可视为安慰之辞，但所以因应之策俱付阙如，是否太不近人情？不过，末云“刘庆到长沙，当知大概”；则透露出其中机栝。刘庆，是胡林翼的亲兵；刘赴长沙，必经胡林翼指示一过，然后将机宜、方略向左宗棠转达。然则，胡林翼早已计划好对策，只是害怕文书不慎遗失，泄露天机，因此在信中不提一字，故作迂远淡然之辞。如此慎重，反能见出此事之非同小可，决不是“有忍乃有济”那么简单。然则胡林翼是怎么通过勾通京城僚友，斡旋化解此事呢？要讲清楚这桩“保左”事件，不能不略为介绍肃顺以及他的幕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