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勇到优雅：满族汉化史

一　性格的胜利

（一）

明末那出天翻地覆的历史大戏的结局实在出人意表。谁也没有想到，是穿着树皮鞋的满洲人从斜刺里冲上舞台，从演得如醉如痴的两大主角李自成和崇祯皇帝手里夺走了权杖。

从人口上来看，满族和汉族太不成比例了。1644年前后，满族人口不及汉人的三百分之一。两个民族体积之比，几如狐狸之于大象。

从军事实力看，双方也不可同日而语。明王朝的常备军数量已经多于满洲全族人口。明军已经初步进入了热兵器时代，拥有从西洋传来的“红衣大炮”、火铳等先进装备，而满洲人还完全依靠原始的弓箭和大刀。

至于文明水平，满洲人更是不能望汉人之项背。明王朝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全民识字率居世界领先水平，而满洲人还停留在原始农业渔猎阶段，整个民族几乎都是文盲。那些名留青史的满洲贵族的名字，从音译过来的字面上看来，倒也带有神秘的异域气息，可是一旦意译，立刻暴露了这个民族的文化海拔。就以努尔哈赤的几个儿子的名字为例吧：“多尔衮”的意思是“獾”，“多铎”的意思是“胎盘”，最小的儿子“阿济格”，翻译成汉语是“老疙瘩”。女婿“和何理”的意思则是“上牙磕下牙”。其他王公贵族的名字也文雅不到哪里去。“贝勒岳托”，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傻子”；将军“席特库”，名字是“尿炕孩子”，而贝子“傅喇塔”的名字居然是“烂眼皮”。并不是满族人不想起个好听的名字，而是因为早期满语只有口语而没有书面语，实在没有多少优雅的词汇可供起名者挑选。

满族人唯一的优势，是气质与性格。

（二）

几乎所有的马背民族都具有类似的性格：“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

给满族人的躯体注入活力的是粗犷的白山黑水。坚强和勇敢是从事原始渔猎必须具备的品质，朝鲜使者在其访问东北的《建州见闻录》中描述他看到的情景说：“女人之执鞭驰马，不异于男。十余岁儿童，亦能佩弓箭驰逐。”

胆汁的浓度和血液的沸点决定了满族狼一样的性格，他们对长途跋涉及风刀雪剑带来的肉体痛苦不以为意。像他们的前辈女真大军一样，满洲武士的武勇同样天下驰名。皇太极曾这样自夸：“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威名震慑，莫与争锋。”

战争是满洲人的节日，一听说有仗可打，每个满洲人脸上都是抑制不住的亢奋。朝鲜使者回忆说：“出征之时，满洲人无不欢跃。连军士的妻子亦皆喜笑颜开，惟以多得财物为愿。如军士家中有四五人者，皆争先恐后要求出征，专为财物故也。”

与此同时，明末却是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汉人体内的钙质流失最剧的时期。在封闭的一成不变的土地上，汉人的成功取决于他是否谨慎、老成、“不招灾惹祸”，是否恪守祖先留下的告诫，遵从朝廷定下的规矩。他们习于重复单调的田间劳作，却缺乏应对突发事件时必备的勇敢和果断。血性指数过高的人被专制统治毫不留情地消灭，汉人在五千年间日益驯服温和，逆来顺受。

在汉人看来，兵器本身就闪动着令人胆战的寒光。“兵者，不祥之器也。”他们在社会上攀升需要的是华丽辞藻，而不是武功。事实上，“勇敢”几乎就是“鲁莽”的注解，“赳赳武夫”在汉语里也逐渐演化成一个贬义词。几千年间，中华帝国内的精英人物都以崇文尚德为荣，而这一倾向在明朝末年达到顶峰。在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意外地发现中国是一个缺乏尚武精神的国度。他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惊讶地发现，这个帝国里最聪明的人看起来都像女人：“无论是他们的外貌气质，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他们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要是你对他们尊敬礼让，他们便会比你更加谦和。”居留中国的几十年里，利玛窦也看过上流社会的人打架，不过其情景却让他哑然失笑：“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他们很少残杀，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种争斗的方式。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男子阳刚之气，主要是，他们大多数人连小刀之类的兵器都没有。”“这些男人们不惜每天花费两个小时来梳理他们的长长的头发，考究地整理他们的服饰，他们就这样悠闲自得地打发着美好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