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福建事变爆发与国共的应对

（1）福建事变中中共的应对

在中共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1933年11月发生的福建事变是一个存在重要变数的事件。事变在蒋介石封锁线的东方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使江西、福建大块地区成为与蒋介石对立的整体，加上华南广东、广西与蒋介石实际上的离心状态，事变不仅仅对红军的“围剿”，对蒋介石的整个统治都构成了重大危机。但是，福建事变骤起旋灭，蒋介石突然遭遇严重危机，又几乎是兵不血刃轻松获胜。这一结果，和当时复杂的政治、军事背景密切相关。

对福建事变的应对，中共方面可谓一波三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基本判断是，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中国革命进入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苏维埃革命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于“对日益增长的土地革命的恐惧”已经脱离革命。根据这一思路，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导中强调要划清革命阵营（工人、农民、城市贫民）与非革命阵营的界限。国际远东局代表1929年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告诫：“你们不应同自称是我们的朋友或者是苏联的朋友的军阀进行任何交谈……如果他们只是把自己说成是自由的拥护者或者是蒋介石的反对者，或者是改组派的拥护者，那就要同他们这些中国劳苦群众的欺骗者进行无情的斗争。”[109]在共产国际看来，不仅仅是汪精卫、冯玉祥这些人应该与之“进行认真的斗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应成为批判的对象：“以前我们承认孙逸仙主义的革命意义，这完全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在转入反动阵营之前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现在孙逸仙主义成了整个中国反革命势力的旗帜。”[110]正由于此，共产国际明确反对中共关于建立民族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强调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的不可替代性。

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长期执行了关门方针，阻碍了团结更多更广泛同盟军的尝试。九一八事变后，出于对日本侵华后的日苏关系及法西斯在欧洲日益壮大的国际形势的新判断，共产国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方针逐渐有所变化。1933年1月，中共宣言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对此，张闻天稍后曾解释道：“这一宣言也是对于所有国民党军阀们说的。在全国的民族危机前面，我们不但要号召工农民众武装起来参加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而且也号召一切在反动营垒中真正‘爱国的’份子同我们在一起为中国民族的生存而战。”[111]

事实上，虽然共产国际一再强调对国民党内外的各政治、军事势力不能抱有任何幻想，但中共在大革命前后激烈的政治、军事分化组合中形成的与各方间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远非共产国际所能了解，也不是有关原则阐述所能一概抹杀的，共产国际1929年对中共联络俞作柏的批评就证明了这一点。[112]因此，共产国际态度的微妙变化，给了中共一定范围内扩大其活动目标的空间。1933年9月，当第十九路军蔡廷锴、蒋光鼐在沪与中共中央上海局接触始终不得要领，决然与苏区中央联系时，中共虽对其动机有所怀疑，猜测“此种行动极有可能系求得一时缓和，等待援兵之狡计”，[113]但仍对与蒋、蔡接触表现出积极态度。长期在中共掌管组织工作的周恩来指示：“蒋、蔡代表陈公培即吴明，此人为共党脱党者，常在各派中奔走倒蒋运动，并供给我们相当消息……可由国平前往西芹与吴明面谈，更可探知更多内容”。[114]23日，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与蒋、蔡代表陈公培谈判，双方在停战、反蒋态度上基本达成一致，并商定进一步展开接触。停止内战。彭德怀回忆，谈判后，“请他们吃了饭，大脸盆猪肉和鸡子，都是打土豪来的。宿了一晚。我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信，告以反蒋抗日大计，请他们派代表到瑞金，同我们中央进行谈判。把上述情况电告中央，中央当即回电，说我们对此事还不够重视，招待也不周，我想还是重视的。招待吧，我们就是用脸盆盛菜、盛饭，用脸盆洗脚、洗脸，一直沿袭到抗美援朝回国后，才改变了这种传统做法。”[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