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群众逃跑

1933年，中央苏区出现的群众成规模逃跑事件，是苏区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一系列问题的集中显现。

群众逃跑在苏区初创时期也有出现，赣东北苏区初创时，“因经济发生恐慌，常有逃亡”。[63]当时或是出于国民党长期负面宣传影响下对中共和红军的不理解、恐惧，或是对国民党军可能的报复行为的担心，或是苏区本身政策的失误，苏区或多或少有过部分群众逃跑。尤其是肃反的错误，曾造成群众短时期的恐慌和逃跑。1932年湘赣苏区报告，上犹县“营前一区逃跑了三千余群众到白区去”。[64]不过总的来看，苏区稳定后，广泛涉及各种成分群众的大规模集中逃跑的事件较为少见。而且，还有群众往回流动的，毛泽东《兴国调查》中提到：“因为革命胜利，彭屋洞早先去泰和耕田的农民这时候回来了十二个人，因为泰和那边还没有革命，听到兴国革了命，有田分，都回来。”[65]

中央苏区群众集中逃跑始于1933年下半年，首先从边区的万泰、于都、连城等地开始，并迅速蔓延。这一问题的出现，查田运动是直接导火索。何长工根据其在粤赣工作的经验谈道：“在地方工作中，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限制中农发展的错误的土地政策，使部分群众发生动摇，根据地边沿地区出现了一个短时间的部分群众‘外逃’的现象。”[66]早在运动大规模展开的初始阶段，一些地区就出现逃跑问题，乐安招携“在几天之内有几百群众随同富农地主跑到白区去”，寻乌、会昌等县在运动中查出的地主、富农纷纷“乘夜逃上山，实行土匪生活”。于都段屋、岭背、城市、寨下面等区“查出的地主土豪富农有三分之二乘着天雨水涨，星夜乘船顺水而逃，浸死颇多”。[67]同时受到查田乱划成分影响，部分查田运动中尚未遭打击的普通民众也开始逃跑，胜利车头、河田、仙霞观等区“少数群众同下赣州城”。赣县长洛、大埠、白露、良口、大田等区“少数群众逃到白区”。[68]随着运动进一步展开，触犯中农、贫农的运动扩大化现象加剧，原来的贫农、中农大批被划为地主、富农，弄得人人自危，逃跑面迅速扩大，形成“成群结队整村整乡”[69]逃跑的恶劣局面。于都“岭背区特派员乱打土豪，故意将中农当地主打，造成群众恐慌和逃跑”。[70]万泰县窑下区郭埠乡不顾贫农团会议许多人反对，强行将一人划为富农，结果二三天内群众“就走了一大批”，由于该县普遍存在“工作人员乱打土豪，把贫农中农当做地主富农”的问题，群众逃跑十分严重，“塘上区有群众约六千人，逃跑的在二千人以上（一说二千三百人，县委报告是一千八百人），而且大部分是男子。”[71]资溪县由于“发展查田运动”，“十余天来，各区群众向白区逃跑现象日益发展，从一乡一区蔓延到很多区乡，从数十一批增加到几百以至成千人一路出去，从夜晚‘偷走’变而为明刀明枪的打出去，杀放哨的，甚至捆了政府主席秘书走。”[72]

查田运动诱发群众逃跑，同时由于受到封锁，资源匮乏，当时的中共中央又缺乏应对危机的能力，高指标和政治威胁相结合，形式主义和强迫命令成风，进一步伤害了群众的感情，加剧群众逃跑现象。信康县牛岭区工作人员拿公债“挨屋挨户去摊发，使得群众不满意……少数落后的贫苦工农分子，跟着富农去反水”。[73]1934年1月至3月，于都禾丰区就有600余群众逃跑。[74]寻乌1933年初被国民党军短暂进攻，在恢复寻乌时，“全县反水群众有八千三百三十六人（以澄江、寻城为多），阶级异己分子约占百分之三十”，当时报告在谈到这一现象时客观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