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短促突击”战术

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选择“短促突击”，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反“围剿”开始前，远东局提出要使用常规部队和游击队打击对手后方，认为：“这种战术可以使我们在苏区之外顺利作战，避免重大损失。”[48]中革军委期望：“假若我们在很短的时间以内，能够在黎川获很大的胜利，那末，蒋介石的第二步骤就更要小心了，那么我们便可采取旋回政策，推迟和避免与他决战。”[49]这一点，其实在红军将领中也有相当共识，林彪、聂荣臻在战役开始前夕建议：

敌人采用逐步延伸的办法，首先完成在永（丰）吉（水）间之封锁线，然后再移其兵力，进行永（丰）乐（安）封锁线……在此情况下，如我军仍在现地不动，则有使敌封锁线完成可能，故我们意见，应以我们的行动调动敌人，以寻求击敌机会，以破坏敌封锁计划，我们除以一部正面钳制外，余应到北线敌人之后方翼侧及间隙中活动。[50]

在这一思路指导下，反“围剿”作战初期，当时由项英代主席的中革军委曾尝试过到苏区外围进行外线作战，顶出去打，力争主动的战法，其攻击方向主要为国民党军较为薄弱的黎川、硝石地区，试图在此打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通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破坏国民党军的堡垒战术。虽然硝石战役通过运动作战截断国民党军一部，使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其“七十九师在硝石吃亏”，[51]但这一作战方针未能取得明显效果。由于国民党军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和对防御工事的特别重视，红军进入国民党军区域后，处处受制，不仅难以调动对方，自身后路还常有被切断之虞。时任红十三师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谈到：“从表面上看，我们是在主动进攻，试图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实际上由于红军兵力不集中，又是在敌人堡垒密布的白区作战，故我们一开始就处于被动的境地，可说是虎落平川。”[52]由于红军武器落后，攻坚能力不足，堡垒的威力不能低估。1934年年中，湘鄂赣红军试图从国民党军碉堡群中突围时，“把机枪集中向碉堡攻，打不烂，冲也冲不过去，牺牲很大。从早晨开始突围，一直打到下午快天黑，一道封锁线还没有突过”。[53]

在难以顶出去打，又希望坚守苏维埃现有区域的情况下，红军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开始在苏区外围与国民党军展开运动防御战。当时，人们普遍认同：“消极的防御一定是失败的”，[54]“应采取积极的和运动的防御”。[55]对防御中应坚持运动战原则、力争主动，在理论上有清醒认识。被认为推行了消极防御政策的李德和项英当时都明确指出，红军反“围剿”战争中“最基本的要求，是要在敌人堡垒主义的条件下，寻求运动战，不要在进攻堡垒中，来消耗我们的兵力和兵器，要在堡垒外，于敌人的运动中，来消灭其有生兵力”；[56]“应该避免进攻要塞堡垒地域，甚至避免正面进攻停止的敌人。我们战术的特质就是要搜求运动中的敌人，特别是他的翼侧施行迂回，或因地形和时间的关系施行包围，以及迅速而猛烈地突击敌人纵队第二、第三梯队的翼侧。”[57]国民党军在广昌战役后的总结中也谈道：“匪每欲以碉楼线，袭留我主力于正面，利用其重兵，袭击我之侧背。”[58]国民党方面谈到的这种战法，就是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运用最多的“短促突击”战术。

所谓“短促突击”，即以一部防御吸引敌军，同时将主力埋伏在附近，当敌军出现在我前沿阵地时，以埋伏之主力部队“施行短促的突击及袭击，以便于堡垒前瓦解敌人”。[59]李德具体规定了这一战术的几个主要原则：“向敌人运动中的部队进行短促的侧击”；“在敌人后续梯队或堡垒内来的增援队未到达前，迅速解决战斗”；“要最坚决的使用最高度的主力作战，以便确实的避免延长战斗”；“迅速转变自己的突击方向，主要的是利用敌人诸纵队的内翼侧，在其诸纵队间执行机动”。[60]简言之，就是要吸引敌军于堡垒之外，集中优势兵力，迅速对敌军实施包围、速决歼灭，“他不是一个正规的攻击战，也不是一个正规防御的战斗，他是混用着各种复杂的战斗方法”，[61]包含了这一时期中共用兵的几个基本原则：迅速、突然、机动、集中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