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与金钱

18世纪关于诱奸的所有讨论之第三个重要主题，乃是对于现代婚姻状态的忧虑。问题看起来在于，如今人们主要为了金钱而结婚，或者完全不结婚。有财产的男人之所以鄙视婚姻，在于自己很容易就可“肆意发生不当的性关系”。更坏的是，他们滥用求婚的仪式引诱女性：先用结婚的许诺跟她们睡觉，然后抛弃她们。若男人与女人因为错误或者利益的原因而结婚，这就会导致夫妇不谐、婚姻不幸与通奸之行。

这些基本的主题首先在17世纪的小说、诗歌与戏剧中得到细致的探究。弗朗西斯·培根在乌托邦寓言《新亚特兰蒂斯》（New Atlantis）中哀叹婚姻的衰落：

当男人们手边拥有更能满足其堕落意愿的方式时，婚姻几乎就会被排除。因此你会看到，无数的男子宁愿选择一种放荡而肮脏的独身生活，也不接受婚姻的束缚……一旦他们结婚，婚姻对他们只是一桩买卖，要么是为了联姻，要么是嫁妆，要么是生命……绝非男人与女人的真诚结合，而这才是婚姻的立制之本。

或者，一如塞缪尔·巴特勒短短几十年后所言：

婚姻纯粹就是一桩买卖

满足的是利益与生意之要求；

完全没有爱情或善意，只有算计，

就像罚款一样支付住宅和土地。

悲剧经常探讨年轻人因为被迫进入没有爱情之婚姻所造成的不幸结局。同样地，在喜剧中，自然的爱情与算计的婚姻乃是一个流行的主题。

正如不少学者所指出的，无论如何，这只是一种有限的批判。它同时赞美幸福、甜蜜之婚姻的理想，且其力量受限于戏剧情节及布景之人工做作。

只有到了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作为一种对于国家状况之更普遍的道德恐慌之一部分，婚姻状况的明显恶化才开始成为严肃公共讨论的一个主题。大多数早期的评论者认为这是一种近来的发展，不过很快，它的流行就变成了社会分析者之中的常见修辞。《闲谈者》《卫报》《观察家》都曾谴责过它。1727年，丹尼尔·笛福发明了短语“合法卖淫”，这成为了一个长期流行的简称，以形容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之邪恶。

它也是不少女权主义者热衷的主题。一个终身未婚的女人玛丽·阿斯特尔抱怨道，多数男人娶妻是为了金钱，女人就像奴隶，在“商人手里……买卖”，还受到丈夫的专横虐待。阿斯特尔的一个读者莎拉·考珀是一个富有的孤儿，父亲本是一位商人，她感到自己陷入了与一个野心勃勃的爵士的婚姻困境，在日记里她痛苦地记录说“自己每一天都过得像奴隶”。当她的丈夫在1706年去世之时，她提醒自己从今往后“要生活得自由自在，不再让自己处于奴役之中”。莎拉·费奇曾抗议（不久她也被迫进入没有爱情的婚姻），现代的男人如此好色与贪婪，以至于他甚至会“允许一夫多妻制”，

但他无疑会憎恶所有的妻子，

心里喜欢的却是某些娼妇。

他们最怨恨妻子这一名称，

却必须要迎娶一人入户，

他们会有一个婚生的孩子，

做自己的继承人，若是他们有财产，

要不然就身负自己的姓氏：而为了私利，

他们又娶了一位妻子，以讨其朋友欢心，

那些人乃力主这门亲事，

因满足心愿，可能他们，还会有所表示。

话虽如此，可一旦财富被其耗尽，

这虚假的一切立马颠覆，

他们的娼妓母亲还会受到赡养，

而他们的妻儿只会被其不屑一顾，

可怜而悲惨地回到朋友那儿，

一无所有，除了痛苦的凄诉。

至18世纪中叶，有产阶级之无所不在的金钱婚姻，乃成为了小说与严肃写作的一个普遍主题，其被认为是无休无止的不幸、诱奸、卖淫、通奸与败德之根源所在。所有此时代重要的艺术家与作家都以之为前提。婚姻市场之邪恶乃是理查森的一个主要批判对象。在《克拉丽莎》中，即便洛夫莱斯的邪恶人格也归咎于此。正是当他希望迎娶的女子因为一个“君子”（即一个贵族）而抛弃了他之后，他开始变坏，发誓为自己复仇，“不遗余力地搞女人”。荷加斯的连环画《时髦婚礼》（Marriage à la Mode）精彩描绘了这一主题。在第一幅场景中，我们看到了主要人物：愚笨而挥霍的伯爵，渴望金钱；他的不肖子，因为过度狎妓而沾染性病；富有而粗野的中产阶级参议员，打算把女儿强行嫁出去以换取地位；最后是那个女孩，因为不如意的婚姻而不得不与人苟且偷欢。最后，她的情人因为谋杀她的丈夫而被处死，她这个可怜的女人也服毒自尽，而她那贪婪吝啬、铁石心肠的父亲从她濒临死亡的身体上取下了珠宝。唯一无辜的人，她刚出生的婴儿，也已经因为梅毒的遗传而落得残废、身患疾病——这不仅象征其父母的毁灭性的不健康状态，也象征了整个统治阶级危险的道德与身体堕落（见彩图6和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