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完成《海盗共和国》这部史书，要感谢好几个世代的历史学家、档案学家、系谱学者、抄写员与文人。要不是坎贝尔未在一七○四年创立《波士顿新闻通讯》，并决定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后的几年间定期报道海盗活动，我们恐怕无法了解太多海盗黄金年代的史实。某些电讯传到伦敦，加入总督及其他殖民地官员的报告，保存在贸易及种植业委员会，以及美洲与西印度群岛大臣档案中。皇家海军战舰的舰长也收集海盗情资，他们的信件与航海日志最终都会被交到海军部。殖民地当局成功捕获海盗时，接下来的审判记录也会被送回伦敦。《海盗通史》的匿名作者在伦敦取得堆积如山的资料，使得这本书出版近三世纪后，依旧主导着关于巴哈马海盗的论述。

今日看来，《海盗通史》作者认真的写作态度依旧令人惊叹，巧妙地结合档案记录，资料显然来自罗杰斯及其他主要人物的访谈。但这本书也充满错误、夸大与误解，其中大部分的谬误，一直到二十世纪历史学家得以亲自检阅原始记录后，才为人所发现。英国学者约翰·威廉·佛特斯古（Sir John William Fortescue，1859～1938）与塞席尔·黑德勒姆（Cecil Headlam，1872～1934）用上几年时间，搜集《官方文件日历：殖民地系列》（Calendar of State Papers，Colonial Series）的相关卷宗，内含英国档案中许多最重要文件的摘录与摘要，相当于画出一张藏宝图，让无数研究者得以找出并重新发现美洲的部分过去。那些历史老早被埋藏在羽毛笔与墨水之中。能写成本书必须感谢他们，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作品，包括罗伯特·李（Robert E.Lee）的《海盗黑胡子：重新评价他的生平与时代》（Blackbeard the Pirate：A Reappraisal of His Life and Time，1974）、罗伯特·利齐（Robert Ritchie）的《基德船长与对抗海盗的战争》（Captain Kidd and the War Against the Pirates，1986），以及布莱恩·利特尔（Bryan Little）的《鲁滨孙船长》（Crusoe’s Captain）。《鲁滨孙船长》出版于一九六○年，至今仍是最好的罗杰斯传记。

世界各地几位重要海盗学者的建议、慷慨与鼓励，也让我获益良多。匹兹堡大学的马库斯·瑞迪克协助我找到许多难以取得的资料，并分享了他的第一手经验，他教我在邱园（Kew Gardens）附近的新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做研究。相较于从海盗对手的观点出发，他的《各国恶棍》（Villains of All Nations）与《恶魔与深蓝海之间》（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Blue Sea），为基于海盗视野的海盗研究打下基础。马萨诸塞州普罗文斯敦维达远征队博物馆的肯寇，对海盗贝勒米的了解比海盗自己的父母还多。他慷慨分享众多档案抄本，省下我好几个星期的工作时间，以及车程往返耗费的大量汽油。圣保罗马卡莱斯特大学的乔艾尔·巴艾尔（Joel Baer）是埃弗里研究权威，他亲切回答我的疑问，提供我某些难以取得的海盗审判记录缺页。研究人员会乐于看到他即将出版的《黄金时代的英国海盗》（British Piracy in the Golden Age）。我要深深感谢你们三位：让自己沉浸在过去，有时可能令人孤独，但你们让这段旅程变得愉悦惬意。

我也要以同样的话，感谢其他一路上协助我的人。佛罗里达赛百灵（Sebring）的盖尔·史望森（Gail Swanson），花时间从塞维亚（Seville）的西印度档案馆（Archive of the West Indies）复印与寄送文件翻译件给我，让我取得一七一五年西班牙宝船队的资料。同样来自佛罗里达的麦克·丹尼尔（Mike Daniel），则花时间协助我弄清楚黑胡子虏获“协和”号的法文记录。西雅图的罗德尼·布鲁（Rodney Broome）提供了在他家乡布里斯托尔可参观与拜访的宝贵建议。我往来与暂居卡罗来纳时，弗吉尼亚诺福克（Norfolk）的薛普与泰拉·史密斯夫妇（Shep and Tara Smith），让我有地方可住。艾贝尔·贝茨（Abel Bates）与我的姻亲拉瑞与安德丽亚·索以尔夫妇（Larry and Andrea Sawyer），也让我在外鳕鱼角有地方可待。丹尼尔·霍登（Daniel Howden）向我介绍他居住的伦敦东区（East End），在数日阅读老旧羊皮纸上的褪色墨迹后，那是非常舒适的暂时休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