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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纽约下午4点，伦敦晚上9点，开罗夜里11点，西贡早晨5点，东京早晨6点，所罗门群岛早晨8点——《纽约时报》在全世界的记者状态不一，或焦急，或清醒，或活跃，或沉睡。在纽约的新闻编辑部里，秘书不为远方的奇特事物和奇情文学所触动，考虑去喝咖啡休息一下；文字编辑，惯于久坐的文牍生活，平静地写着标题：《集会推迟象征中国罗马尼亚间裂痕》《密西西比警察用瓦斯击溃露营的民权支持者》。编辑们准备走过新闻编辑部去丹尼尔的大办公室，克利夫顿·丹尼尔正在等着他们，坐在他的办公桌旁阅读一些便条，这是他今天早晨早些时候从贝福德坐火车阅读《纽约时报》时写下的，以便提醒自己事情不那么令人愉快。

这天早晨的版面已经达到了大多数日子的标准，但上面有许多东西使他感到惊恐——缺乏清晰，有点猜测，报道凌乱。等到他的编辑们在他的办公室集合起来，他打算告诉他们这一点。例如，在第7版，有一篇伦敦的记者关于英国盛行非法广播电台的报道，说一项下议院的法案会使这些电台沉默下来。这篇报道的表达如此之糟，以致丹尼尔为了弄懂这篇报道不得不读上两三遍。此外，在第48版，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一篇政治报道上的标题有一个最不幸的错误：《里根在加利福尼亚比赛中排除了戈尔茨坦的帮助》。戈尔茨坦？谁是戈尔茨坦？丹尼尔读了这篇报道，发现戈尔茨坦实际上是戈德华特，巴里·戈德华特[注：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1901—1998），美国政治家，共和党人，曾于1953—1965年、1969—1987年任亚利桑那州参议员，还是1964年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尽管这也许是一个印刷的错误，但丹尼尔震惊的是校对根本没有注意它。

但这天早晨最使丹尼尔生气的是第11版上那篇关于查尔斯·戴高乐访问西伯利亚的报道。前八段实际上是写得比较好的一部分。丹尼尔之所以特别关注它，是因为在11年前，即1955年夏天，丹尼尔到西伯利亚旅行过，这是他作为记者的最后一次飞行，对他来说是一次难忘的任务。丹尼尔当时是西方非共产党报纸在苏联的唯一常驻记者，他在1954至1955年的文章中已经描述了他当时经历的令人激动的时代。一个40岁刚出头的文雅的单身汉在苏联转悠，参观博物馆，观看芭蕾舞，报道苏维埃的时装表演，目睹着东西方关系的突然改善，因为斯大林去世了，赫鲁晓夫着手推行伏特加外交的新政策。丹尼尔到达西伯利亚时，戴着他的新毛皮帽，想象自己是一个时髦的边疆人，私下里预见自己会对西伯利亚的单调乏味感到厌烦，但他对自己在那里看到的以及对它的反应感到惊喜。他几乎被这个地方吸引了，他看到热情友好的工人和农民过着一种艰难但正常的生活，试图实现一种更好的生活。这种场景的一部分奇怪地激发起丹尼尔的回忆，他想起了他父亲经常以温和幽默的口气讲述世纪之交北卡罗来纳的一些故事。早年丹尼尔一家和其他居民如何砍伐树木去建设泽比伦镇，粗糙的边远蛮荒林区的生活所充满的原始挑战和不牢靠的梦想。克利夫顿·丹尼尔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把他在西伯利亚看到的情况同他听父亲描绘的泽比伦的情况进行了比较。现在，1966年，丹尼尔阅读着戴高乐的访问，阅读着成千上万的西伯利亚人如何沿着游行道路欢呼法国领袖，突然他停在一句话上，这句话推测这次访问“给他们那里带来了好奇和快乐——一种单调乏味生活的中断”。单调乏味的生活？丹尼尔生气了。《纽约时报》的这位记者如何能断定西伯利亚人的生活是单调乏味的？这位记者仅仅是和其他采访戴高乐的新闻人士一起飞到西伯利亚，丹尼尔思忖，对西伯利亚人的生活做出这样的判断绝对没有什么证据。丹尼尔读着，越来越无法忍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