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南朝的财政与战争

和东晋相比，南朝的皇权比较强大，对社会的动员能力有一定提高，能够投入对北方作战的兵力也有一定增长。但和东晋时期的对北战争相比，这只是量的变化而非质变。也就是说，南朝皇权取代门阀政治并没有带来战争形态的显著变化，比如兵种构成、动员方式等等。这和北魏政权转型带来战争方式的变化有很大不同。但与之前的东晋以及同时期的北朝相比，南朝的军事动员体制也有一些特色，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货币（铜钱）在财政体系内的作用越来越大。南朝政权往往将铸币作为筹措军费的手段，而对北方战事进程也直接影响着南朝政权的铸币行为、财政政策，甚至江南的经济生活。

在当代学科划分中，铸币属于金融史，而赋税属于财政史，两者泾渭分明，造成了在研究中的人为割裂。[1]但中国古代铸币和征收赋税都是政权的财政行为，必须将其放在一起考察才能还原历史全貌，并深入了解财政体系的运行情况。本书将从这方面入手，重点考察南朝战争行为与铸币、赋税政策的互动关系。

第一节 刘宋时期的战争与财政

铸币与财政、军费问题的简要回顾

从西汉开始，中央政权通过财政方式供养军队及支持战争的史料逐渐增多。西汉武帝时期，对匈奴、南越、西域的战争非常频繁，军费开支剧增，汉政权实施了一系列货币、财税政策来维持战争，其中最独特的就是按照民户财产按比例征税的所谓“算缗”（及作为辅助措施的“告缗”）。因为在此前、此后王朝征收赋税的标准或是按照农作物产量（田亩），或者按照户、人丁，几乎没有全面统计民户的财产按比例征税之举。到东汉时期的对外战争，特别是三次对西部羌人的战争，政府对货币财政的倚重程度更深。三次对羌战争开支动辄以数十亿计，这和两汉政府一直实行的铸钱政策是分不开的。从西汉武帝朝直到东汉末，汉政府一直在铸造规格统一的五铢钱，社会上流通的铜币比较充足，政府也可以很方便地用货币财政手段支持战争。从东汉末董卓之乱开始，官铸五铢钱的活动基本停止，流通中的铜钱再得不到补充，汉代向百姓征收铜钱（算赋、口赋）的政策，到曹操时也变为征收绢、绵，缴粮食则因袭不变。这使铜钱从财政体制中淡出，[2]百姓上缴税赋的形式是粮食、绢布而非钱币，只有边远地区，因交通不便可以用钱代粮，所谓“极远者输算钱”[3]。

三国时期，江东的东吴政权继续官铸铜钱，但经常铸造“当五百”“当千”的所谓大钱，币制比较混乱。[4]西晋灭吴之后三十余年即告崩溃，晋元帝朝廷在江南重新立国时，财税制度延续了西晋旧制，粮、绢、布仍是主要的租税形式。但江南民间商业依旧保留着使用铜钱的习惯，汉五铢钱与孙权时期的各种“大钱”并行。所以东晋政权也有若干征收钱币的杂税，如市场中的交易“百分收四”，至南朝历代都沿袭，建康城外要道上还有税卡，过关者“并十分税一以入官”，所收可能也是铜钱。[5]

东晋政权处在保持着使用铜钱习惯的东吴旧地，但在百余年时间里几乎一直没有官铸铜钱的举措。这和东晋皇权式微、士族分权的政治结构密切相关。因为官铸铜钱需要强大的国家机构，才能维持铜矿开采、冶炼、铸造的一整套产业链，东晋政治不具备这种条件。据记载，只有东晋初年的吴兴人沈充曾经“铸小钱，谓之沈郎钱”[6]。沈充是当时权臣王敦的死党，他的铸钱行为背后可能有王敦的支持，这属于士族公开侵夺皇权。当然，沈充紧随王敦兵败身死，他铸钱的规模不大，时间不长，对当时流通中的铜钱总量不会有太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