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德南海志》中的“东洋”

五代、宋时航海地理学的另一个重大进步是产生了“东洋”和“西洋”的观念。“东洋”的名称可能与宋代的“东大洋海”有关。“东洋”的概念初见于元人陈大震所著《大德南海志》，分为“大东洋”与“小东洋”。

《东西洋考》“文莱”条中提到，文莱为“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许多学者据此研究“东洋”与“西洋”的地理划分。“东洋”与“西洋”的地理范围的确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点给研究者们增加了许多困难。但单从地名考订上下功夫，很难解释清这个问题。所幸张燮在《舟师考》中分别叙述了“西洋针路”和“东洋针路”。据此笔者推断，“东洋”与“西洋”的区分的基本依据在于航线的根本不同：东洋与西洋的概念起源于从中国大陆出洋的航线。自宋代起，中国海船出洋前往今东南亚和北印度洋海区大体有两条航线，一是从大陆出发向东航行，经澎湖抵台湾，再沿台湾、菲律宾列岛、加里曼丹等西太平洋岛弧南下，是为东洋航线。二是沿大陆近海航行，过印支半岛，进入暹逻湾，是为西洋航线。（注：参见拙文《“东洋”与“西洋”的由来》，本书第1—19页。）香港学者陈佳荣在其论文《郑和航行时期的东西洋》中，对东西洋概念的来源有重要论述，笔者深受其益。他指出：南海的珊瑚礁“千里长沙”和“万里石塘”是古代航海的高风险区，舟师皆知回避，故南海成为东西洋的天然分界。（注：载《走向海洋的中国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6—143页。）

由此可见，当时中国海舶下番出洋只能在东洋与西洋两条航线中择取其一，汪大渊也不例外。以此点出发，可望对汪大渊两次出洋的经历重作探讨。

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仍是上述《岛夷志略》“大佛山”条中有关“至顺庚午冬十月十有二日”（1330年11月22日）“卸帆于山下”的记载。前已述及，大佛山位于今斯里兰卡，属于“西洋”，故他第一次出洋是“下西洋”。由此观之，《岛夷志略》中有关“西洋”诸地的记载大多取之于此次出洋的记录。反之，汪大渊第二次出海乃赴“东洋”。

至于元代“东洋”的范围，《大德南海志》卷7有明确记载：

东洋：

佛坭国管小东洋：麻里芦、麻叶、美昆、蒲端、苏录、沙胡重、哑陈、麻拿罗奴、文杜陵。

单重布罗国管大东洋：论杜、三哑思、沙啰沟、塔不辛地、沙棚沟、涂离、遍奴忻、勿里心、王琶华、都芦辛、罗愇、西夷涂、质黎、故梅、讫丁银、呼芦漫头、琶设、故提、频底贤、孟嘉失、乌谭麻、苏华公、文鲁古、盟崖、盘檀。

阇婆国管大东洋：孙条、陀杂、白花湾、淡墨、熙宁、啰心、重伽芦、不直干、陀达、蒲盘、布提、不者啰干、打工、琶离、故鸾、火山、地漫。（注：陈大震：《大德南海志》残卷，北京图书馆藏本，影印于《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第8册，第8431—8432页；《元〈大德南海志〉残本》，广州史志丛刊，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1991年，第47页。）

从上述陈大震的描述来看，元代“东洋”包括佛坭、单重布罗与阇婆附近三大片海域及其附属岛屿。我国学者陈连庆对《大德南海志》中上述有关记载作过杰出的研究，惟其所引《南海志》原文有个别错字。（注：陈连庆：《〈大德南海志〉所见西域南海诸国考实》，载《文史》，第27辑，1986年。）

先说《南海志》中的“小东洋”。小东洋中最强国为佛坭，即渤泥，指今文莱（Brunei）及北加里曼丹岛东马来西亚所属沙巴、沙捞越诸地。麻里芦，日本学者藤田丰八以为即今菲律宾马尼拉（Manila）的元代音译。麻叶，当为今菲律宾民都洛岛（Mindoro）的古称Mait的元代音译。美昆，陈连庆以为今地不详。浦端，陈连庆认为今地不详，当即今菲律宾棉兰老岛（Mindanao）北部之武端（Butuan）。苏录，即今菲律宾苏禄（Sulu）群岛。沙胡重、哑陈两地，陈连庆认为今地不详。（注：此哑陈当非苏门答腊岛东北之哑陈。）麻拿罗奴，当位于今沙捞越境内。文杜陵，当指今印尼爪哇岛以东之马都拉岛（Madoera）。由此可见，所谓“小东洋”乃指吕宋群岛、加里曼丹岛及其南的马都拉岛附近海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