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久了，体系病了

古代东亚的朝贡体系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儒家思想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自然为这一社会服务。从中国角度来说，要为中国的农业社会和发展提供安定的环境。这是农业生产对环境稳定性的自然追求使然。这种追求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都是对内的，反映在朝贡体系中就是注重道德因素的力量，强调体系内部的凝聚力，带动各国在中央王朝的领导下，各尽藩守，和睦相伴。如孔子讲“一统华夷”，“修文德服远人”；孟子讲“王道”，认为“仁者无敌”。它忽视对未知地域的探索，轻视与体系外存在的联系；对体系内部，求稳的心理也要求内部的秩序、规范等等，故步自封，少有创新。

在自我设定的圈子里陶醉久了，居于主导地位的中央王朝开始自大起来，慢慢滑入了对外部事物漠不关心、盲目愚昧的境地。

中国刻意强调朝贡体系的政治和道德色彩，掩盖其他内容，比如发达的贸易和其中的经济实力。对琉球等许多藩属来说，贸易是他们参与朝贡、活跃于东亚的重要内容。但是清朝政府对中琉贸易不加重视，留下的史料基本集中在政治与礼仪方面。中国统治阶级心目中，中国物产丰富，完全可不借助与外人贸易。但因为中国物产为外国“所必需”，也为了对外国“一视无外”，所以允许朝贡背景下的贸易存在。这是一种“恩赐”，是怀柔远人的方法。这就不难理解清政府为何要坚持各国按例按时来贡，拒绝计划外的、频繁的朝贡，一些事项还要专门说明藩属不必派遣使节“谢恩”。清朝将朝贡更多地视作礼节。“礼”是严肃的、规范的，必须循例而行。中国特别关注政治关系，忽视经济关系。

但是东亚各国内部经贸活动的蓬勃发展是不可抑制的。尤其到明清时期，各国（尤其是中国）的生产能力和商品经济已经到达了一个相当的高度。白银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并且被东亚各国接受。你买我卖，互通有无，各国形成了一定的依赖性。如明朝和日本交恶，对日本实行禁止贸易政策。日本就千方百计地进口中国商品，除了加强从其他贸易伙伴手中间接获得中国商品（如，日本萨摩藩侵占琉球，控制琉球的中转贸易）外，还高调吸引中国私人船队来日贸易。与官方的朝贡贸易相对应，东亚的民间贸易千百年来一直存在（有学者称之为“帆船贸易”）。商人冒险出海贸易，远涉沙漠，甚至进行走私活动，屡禁不止。民间的贸易在补充官方贸易的同时，将东亚各国连接成一个经济体。

当然了，作为最大经济体的中国对这一幕视而不见。只要藩属国守规矩、定期来朝贡，中国官府就满足了。对于掩盖其下的经贸活动，中国官员不仅忽视，还刁难、谋取私利。比如中国官员私下对藩属国使团强买强卖商品，牟取暴利。又比如清朝地方使团向琉球使团索贿。清朝初期，琉球使团抵闽，惯例要向福建布政司衙门、闽海关衙门、粮驿道衙门奉送规礼银，总数达四千两之多。这笔巨资是琉球的一大负担，害得中山世子尚质不得不向顺治诉苦：“贡船入闽，随带土产银两，贸易丝絮布帛等物，前明晚季，地棍作奸，倚藉乡官，设立都牙，评价各色，音语不通，低昂任意，常用丝绵，指为禁货，效顺属国律以倭奴，胥吏播弄，留难万端，以致银货空于白抽之手，官司縻系。”还比如中国对往来礼节的苛求，对使团规格的要求，大大提高了藩属国朝贡的成本。琉球被萨摩攻破后，琉球国小地穷，为了迎接中国册封使团，往往在几年前就预先做财政准备。不够的部分，则或向日本萨摩藩借钱，或在本国民间筹措、接受富户的捐赠。日本通过借贷逐渐加强了对琉球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