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反腐沦为权力工具

乾隆时期，每隔两三年，朝廷都会有一次雷厉风行的反腐败大行动，揪出一两个巨贪和反面典型来。据说，这是乾隆皇帝授意、和珅揣摩配合的结果。

外省封疆大吏，如果不定期给和珅孝敬，几乎没有能长期做官的。其中贿赂最重的人，和珅往往破格提拔，授予高位。为了孝敬和珅，也为了能进步，底下的官员们不得不腐败敛财。等到这个人贪声日著、臭名远扬了，和珅就将他定为反腐败对象，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查抄他。其中的周期就是两三年。

浙江巡抚王亶望被朝野认为是“和相第一宠人”，权势一度炙手可热。王亶望每年给和珅的炭敬、冰敬以及一切孝敬等，总数超过三十万两银子，此外王亶望还不定期地向和珅孝敬珍奇古玩。可王亶望在浙江巡抚任上，被乾隆公开下诏、和珅亲自下手查办了。结果，王亶望成了乾隆—和珅“反腐周期”的一个牺牲品、一大反面典型（《十叶野闻》）。

和珅另一亲信国泰的遭遇与璮望类似，却更具戏剧性。据说国泰本是一个巨商，一次在扬州花酒丛中挥金如土时结识了一个人。两人朝夕相处。恰好遇到漕运总督经过扬州，仪仗威严，车骑盛大。国泰啧啧称道，艳羡不已。新朋友就说：“这有什么好惊羡的？十万两银子就能购得他的顶戴。”国泰惊问：“大官也能买？”朋友说：“行！我就能替你办妥。你跟我到京城见一个贵人，不出三个月就能做到道台。”国泰取上三十万两银子，高兴地跟着他进京去了。抵京后，朋友带国泰拜入和珅门下。原来，国泰的这个朋友就是受和珅委托，在外招徕巨富买官的。为了保险，国泰与和珅等约定，先将钱存入某店，得官后和珅才能提取。

没几天，朝廷就任命国泰为江苏省粮道。后来，和珅又活动国泰调往山东（据说是国泰能力太差，而江苏事情多，和珅怕他应付不过来）。山东政务简单，国泰渐娴吏事，三年内就当到了巡抚。

为了报答和珅，国泰自然是倾尽全力，将百万家产都耗尽了。国泰就寻思着在山东大行敲剥，补偿损失。很快，国泰声名狼藉，传到了北京，被御史弹劾。弹劾奏章内容牵涉到和珅。乾隆竟然让和珅“检举”。和珅又派了一个人去试探国泰的底细，看他还有多少钱。那人告诉国泰，如果要想将弹劾的事情摆平，少说也得百万银子贿赂满朝高官。国泰东拼西凑，才挤出了二十万两。和珅知道国泰已经囊空如洗，马上请旨查办国泰。国泰入狱，追悔莫及，知道自己绝无好下场，在狱中自杀了（《十叶野闻》）。从他买官到被和珅奏请查办，正好是三年。国泰自然是冤，被和珅给利用了；可放大了看，和珅何尝不冤？他也被乾隆给利用了，最后当成一个大反面典型被查办了，万贯不义之财最终进了皇帝的腰包。

于是，老百姓有理由相信，来自乾隆皇帝的周期性的反腐败行动，极可能是皇帝控制文武百官的手段。如前所述，腐败已经成为乾隆朝制度性的、全局性的问题，每个官员都不能保证自己是绝对清廉的。皇帝可以随时以“反腐”的名义将官员惩办，并将此作为悬在官员头上的一把利剑。结果，官吏们对皇帝的反腐行为战战兢兢，不得不刻意效忠、讨好皇帝来保障自身安全。而皇帝高调的反腐行为惩治的通常都是没有多大权势的中低级官员，或者是自己讨厌的、已经失势的高官，也坐实了人们的猜测。和珅在乾隆、嘉庆父子时期境遇的反差，就是很好的例子。同样，人们将官府的许多反腐败行为也理解为内部的权力斗争。

只要公权力还能获利，腐败现象就不会绝迹；只要没有制约的君主专制体制还存在，大规模的腐败就不会消失。当反腐沦为权力工具，就没有真正的反腐败可言，腐败就会像癌细胞一样在政治体制乃至社会躯体中蔓延、恶化，侵蚀财富和世道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