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们如何度量文明

为何西方主宰了世界

大约250年前，西欧的知识分子们遇到了一个问题。问题本身并不算坏：西方似乎主宰着世界，却不知道何以如此。18世纪的理论家们的解释千差万别，不过最流行的几种观点都认为：自远古时代起，西方就形成了一些与世界上其他地方不同的特质，这些特质决定了西方终有一天要成为世界霸主。

直到21世纪初，这样的观点仍然有市场，只是形式得到了极大的改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观点与18世纪的如出一辙，是认为欧洲人继承了某种独特而先进的文化传统。这种西方文明的根源通常要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不过也有人认为，史前印欧人、古日耳曼人，或者说中世纪的欧洲人，才是西方文明的奠基者。

在18世纪，还有一股思潮认为，正是得天独厚的环境和气候条件，使得欧洲人比其他人种精力更充沛、创造力更强。这种观点至今仍有大量支持者。一些学者将生态论和文化论结合起来，提出是两者的相互作用将现代化初期的欧洲推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甚至连欧洲人在生理上优于其他人种的观点，也在改头换面后仍为一些人所坚持：一些经济学家声称，自13世纪以来，自然选择使得欧洲人比其他任何人种都更节俭、更勤劳；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古人类学家认为，自一万年前农业起源以来，遗传进化方面的差异使得欧洲人及其后代比其他人种更具活力、更善于发明创造。

这些理论全都成形于18世纪，当时欧洲的财富暴涨和实力激增的现象迫切需要得到解释。直到20世纪晚期，在东亚也出现了同样的暴涨现象后，这些理论才遭遇严峻挑战。随着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跃居主要经济体，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用长期的文化、环境或种族因素来解释西方成功的理论，肯定是不正确的。他们开始认为，世界历史的重头戏并非西方长期而不可阻拦的崛起，而是多极世界的形成，西方只是在近代暂时甚至可能是偶然占据了优势。

这些新理论甚至比旧的长期注定论的争议还要大。其中一些最为极端的观点认为18世纪的理论家们的认识恰好是本末倒置的。按照这些新理论，实际上中国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在全球占据领先优势，只是一系列怪异的偶然事件才使得天平短暂地向欧洲倾斜。然而，绝大多数理论观点完全反对进行长期分析，认为复杂的亚洲社会和欧洲社会是沿着平行的轨道发展的，直到18世纪，甚至19世纪，由于双方在国家结构、先天条件、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或者思想潮流方面的细小差异，才使欧洲获得了统治地位。

关于西方崛起的原因和后果的争论，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但不同理论的支持者似乎经常是在各说各话。他们常常以不同的方式定义关键术语，使用不同类型的证据，并采用不同的举证标准。结果，观点不同者很难就他们试图说明什么达成一致，更不用提如何说明。

在我看来，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我称之为“社会发展”的问题，也就是社会通过影响物理、经济、智力等自然环境和知识环境以达到相应目标的能力。新版本的18世纪理论的捍卫者们倾向于认为，西方的社会发展在数百年前，甚至数千年前就已经领先于世界其他地方了。他们的批评者则倾向于认为，西方只是在六七代人之前才脱颖而出的。如果真想解释西方称霸的原因，就需要衡量社会发展，对其进行跨越时空的比较。我们只有在建立了社会发展史的基本模式后，才能着手分析历史为什么是这样演进的。

定量分析并不一定使争论更加客观，但的确通常能使之更清晰，能促使争论各方讲清楚他们所使用的术语究竟是什么意思，阐明他们为什么要赋予这些差异不同的数值。任何不同意某位学者观点的人，都可以关注其证据和用于计算分值的方法，而不是交换含混不清、道理不足的概括总结。与社会发展概念类似的数值指数，以这样或那样的名称，在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金融学、社会学和政策制定等领域，都已经得到了完善，而且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简称HDI）中，也有一个这样尺度鲜明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