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波兰走廊带来的灾难和益处

波兰有两大不幸。一个是糟糕的地理位置，一个是选错了民族。对两个人而言，兄弟之间往往手足情深，但是就两个国家而言，同宗同族却很难保持真正的友情，而波兰人恰恰就与俄罗斯人同属斯拉夫民族。

我们已无从考证波兰人的来历，像爱尔兰人一样（实际上这两个民族有许多相似之处），波兰人也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们时刻准备为自己的国家献身，但就是不愿意好好生活和工作。据他们自己的历史学家说，关于波兰祖先最早的英雄事迹，可以追溯到诺亚时代。据说，隐藏在诺亚方舟中的英雄就是波兰人的祖先。然而，在值得信赖的历史文献中首次发现波兰人的名字时，就已经是查理曼大帝和他的勇士入土200年之后了。在著名的黑斯廷斯战役（发生于1066年10月14日，诺曼底的“征服者”威廉战胜英格兰国王哈罗德——译者注）结束后50年，人们才对波兰略有所知，而在此之前，人们还以为波兰是远东的某个荒野地带的国家。

据我们现在所知，波兰人原来生活在多瑙河河口，由于不断受到来自东方的侵略，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向西。迁移，一直到喀尔巴阡山脚下。他们穿越被另一支斯拉夫族的俄罗斯人放弃了的地区，最后在奥得河与维斯瓦河之间的那块欧洲大平原上发现了一块适宜的土地，在沼泽与森林之间找到了栖身之地。

然而，新的生存地却是他们最糟糕的选择。一个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就和一个坐在纽约的中央火车站出口正中间的人一样，是不可能寻求到安宁与静谧的。这片土地实际上是欧洲的前哨和通向俄罗斯的走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些想去西面攻打欧洲占有北海的人必须得从这里起步，而那些想去东面抢劫俄国的人也得在这里借路。波兰是他们唯一的通道。处于常年的敌意和对抗之中的波兰将每一个农民锻炼成随时待命的战士，将每一座庄园转变成备战的坚固堡垒。结果，军事化生活使这个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一个常年备战作战的国家，商业发展根本无从谈起。

北极

波兰有几座大城市，它们都坐落在国家的中心位置——维斯瓦河岸边。南方的克拉科夫恰好位于喀尔巴阡山脚下的加利西亚（今波兰东南部维斯瓦河上游河谷——译者注）的平原上；华沙则在波兰平原的正中央；而但泽坐落在维斯瓦河河口，靠外国商贾维持着本地的经济。与这几座河畔城市的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波兰内陆荒凉干燥，人烟稀少。除了在俄罗斯境内的第聂伯河，这片平原上就没有什么其他河流。

波兰国内许多经济命脉操纵在犹太人手中。当年十字军骑士们带着神圣的热情洗劫了莱茵河地区许多著名的犹太区，以致这些犹太人逃到这片荒僻的土地上避难。那些发现俄国的、吃苦耐劳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也许能给这个国家发展作出一些贡献，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波兰人。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来这里呢？波兰并没有四通八达的便捷的商业通道，也没有君士坦丁堡那样的城市可以安慰他们长途跋涉的艰辛与疲惫。

就这样，波兰人左右都不逢源，陷于水火之中。日耳曼人恨他们，因为他们尽管是自己的罗马天主教兄弟，但却是斯拉夫民族。俄国人瞧不起他们，因为他们尽管是自己的斯拉夫手足，但却不是希腊天主教徒。土耳其人厌恶他们，因为土耳其人是信奉天主教的斯拉夫民族。

在中世纪，立陶宛皇室曾为波兰作出过许多贡献。如果这个卓有成绩的王朝还一息尚存，这个国家的命运可能会有极大的改善，可是亚盖沃家族治下的许多大地主、大贵族不仅靠南征北战积聚钱财，还在自己广阔而荒僻的庄园中施行暴政。1572年，随着最后一位亚盖沃国王的去世，这些地主贵族终于将这个国家转变为选举制的君主政体。这种政体从1572年一直持续到1791年，新体制下的波兰逐渐走向衰败和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