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

古文主要是指秦统一文字为小篆之前的大篆籀文和六国文字。古文与今文的区别主要是文字的异同以及由此引发的理解上的差异，古文更加重视历史事实的陈述和清理，实证色彩较浓；今文则以义理解经。

所谓的“经”指的是在中国古代通过政治权力而确定的作为统治合法性依据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编书籍的通称。因此说，经典的正确性毋庸置疑，它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同时也成为社会、政治、法律秩序的基础。对于经典的认定，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说法，如“五经”、“十三经”，等等，但核心著作是《诗》《书》《礼》《易》《春秋》。而“经学”则是不同时代的儒生对经典所做的阐发。

在中国思想史上，存在着一种经学化的思维模式，就是无论是学术的变迁还是思想的更替，均通过对于经典的解释而展开，并形成了不同的经学流派。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间由于对经典的基本立场的差异，始终存在一个争夺话语权的问题。一方面在于争取儒家内部的主流地位，同时也有争取更多政治权力的成分。今文经学家认为儒家经典并没有受到秦朝“焚书”、“坑儒”政策的影响，汉代所能见到的儒家经典是完整无损的。而古文经学家则有他们的说法，认为因为秦始皇听信了李斯的建议，打压儒家，所以孔子所编的“六经”有许多已经散失了，只是民间有些人将之藏在墙壁中，才得以保留下来。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所立的五经博士中，所采用的书籍都是用汉代流行的隶书写下的，因此称为今文。而那些从墙壁中被发掘出来的书，则是用汉以前的文字写的，因此称为古文。

当然，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间的差别，不只是书写的文字不同，而且经典的字句和篇章都有所不同，最关键的是观念上的差异。今文经学视孔子为政治家，以“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为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偏重于“微言大义”，即从经典的话语中寻求解释的空间。比如说，董仲舒试图从《春秋》中为汉朝统治找到合法性依据，说《春秋》是孔子“为汉制法”。其弊病在于往往流于“怪诞”，比方说，汉代今文经学家制造出一系列神话将孔子神化，所以经常有一些“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而古文经学以孔子为史学家，将“六经”看作孔子整理古代史料的书，偏重于“名物训诂”、考证。他们认为要了解经典首先要弄清经典的含义，因此就需要掌握说文解字的工夫。顾炎武说：“读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至于诸子百家之书，也莫不然。”（《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不过放弃对经义的发挥的做法，一方面会过于拘泥于对于经典本身的考辨而忽视经典的普遍性价值，另一方面则是流于烦琐。

自魏晋之后，一种结合义理发挥和考据的解释经典方式产生，当时的玄学家们不拘泥于圣人的片言只语，而要得意忘言。玄学因为是夹杂着老庄的道家思想，所以并不能说是真正的经学派别。然而，宋代的儒家则继承了这样一种精神，理学家们强调“天理”是“自家体贴出来”的，所以注重从儒家的经典中寻找更具普遍意义的价值原则。因而，在经学研究中也称之为宋学。这一派将孔子看作哲学家。朱熹更是选择“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儒家阐发“道统”的著作，偏重于理气心性思想的讨论。由于深受佛教特别是禅宗思维方式的影响，所以长于“玄思”，但其缺点是“空疏”。尤其是陆王心学，他们认为内心的体认是了解经典的关键，因为心外无理，良知天成，极端的说法是“六经皆我注脚”。因此明末清初，顾炎武等思想家强调“实学”，认为空谈心性不但违背儒家的经世精神，而且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由此，开始了古文经学在清代的复兴。